1950年早春的抚顺，薄冰未融。清晨号角一响，战犯管理所的囚室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身形清瘦的中年人慢慢系好旧棉袍那唯一的纽扣。他抬起头，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后是一双略显惶惑的眼睛——这是爱新觉罗·溥仪，昔日潜龙在天的“大清宣统皇帝”，如今只是编号为“981号”的在押犯。
刚被押解回国时，他还带着末代君主的习惯：茶杯要人端，衣扣要人扣。狱友看得暗暗摇头，管教也只能耐心示范。可不到一年，情况就变了：他学会了叠被、扫地，甚至蹲在车间里粘纸盒，一天下来满手浆糊。有人嘲笑他“从御笔到浆糊”，他没吭声，只是把纸盒摞得更齐。他心里明白，自己若不拿出点诚意，前途只剩死胡同。
转机并非偶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考虑如何处置数以千计的战争罪犯时，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毛泽东反复强调，改造的对象是制度，而非生命本身。1949年12月赴莫斯科谈判期间，他便向斯大林提出引渡溥仪等人。对方同意，溥仪于是被列车送回哈尔滨，再转押抚顺。
在长期审讯与学习中，溥仪先要过心理关。多年谄媚逢迎，如今回想皆荒诞。每天的“忆罪”活动里，他写下厚厚一摞反省材料，交上去又被退回，理由很简单：避重就轻，不合事实。一次次返工，如剥茧抽丝，他终于肯承认自己与日本军国主义狼狈为奸的事实。有意思的是，管理所专门调来几位历史教师给这些前“皇帝”“将军”补课，从《三大法宝》讲到《论持久战》，他听得入迷，笔记密密麻麻。
“如果能重来，我宁可做一名教书先生。”一次晚点名后，他悄声对室友这样吐露心迹。对话虽短，却让人听出他的悔意。
时间推到1959年。新中国即将迎来十周岁。这一年注定不同寻常：大庆油田喷出工业的新火，首都迎来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国民经济虽陷“三年困难”的阴霾，但国家仍在谋求用大气魄向世界宣示自信。就在八月初的中南海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司法部提交的特赦名单提出补充意见：“特赦嘛，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人，要有这个气魄！”一句话，让会场短暂静默，随后便是一阵低声议论。
为什么是溥仪？在很多干部眼里，他的“历史包袱”沉重——充当伪满傀儡近十四年，罪行累累。但毛泽东思考的维度更长远。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一、溥仪经过九年改造，悔罪诚恳，表现合格；二、让末代皇帝重归社会，可向世界宣示新政权的宽大与自信；三、对成千上万正在改造的其他人员而言，这是最有力的“样板”，比千言万语更能动摇残余的顽固心理。
于是，9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部分罪犯的决定》通过。名单里赫然列着“前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公安部电令抚顺：择日执行。那天清晨，战犯管理所门前的银杏尚未变黄，溥仪领到一条干净的新灰布裤，一件蓝布上衣，还有一本用硬纸壳装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义务八大条》。他翻来覆去看了许久，仿佛要把字句刻在心上。
走出高墙的一刻，他回头深深鞠了一躬，管教们说，那是他向过去告别。翌日清晨，他随工作组乘坐的绿皮火车驶向北京。车厢振动中，他小心翼翼问工作人员：“我以后真能随便上街吗？”对方笑着答：“当然，你和咱们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听到这话，他轻轻“嗯”了一声，手指却在膝头不自觉地颤抖。
十月一日清晨，首都天安门广场彩旗招展。溥仪被安排在观礼台一隅，身着蓝灰色中山装，正襟危坐。阅兵时，他眼里映着铮亮的钢枪与咆哮的喷气机，心底却是翻江倒海的感慨。身旁的老解放战士笑着递来一支望远镜，他略一迟疑，双手接过。“没想到我也能参加国庆，”他说得轻，却被风送到那位老兵耳边，“过去哪敢想呢。”
国庆后，他被分配至北京植物园做专职园艺员。上午修枝剪叶，下午学文化、记日记，夜深了伏在台灯下撰写自传稿。有段时间，他常常为遣词造句犯难，便写信向郭沫若请教。郭老回批两字——“求真”。这与毛泽东接见时所嘱咐的“真与实”不谋而合。几年下来，二十多万字手稿终成书稿，后名《我的前半生》。
1961年4月30日，颐年堂松风微动。毛泽东同溥仪长谈数小时。席间，主席提及某些干部对特赦的疑虑，话锋一转却轻描淡写：“我们不怕人说软，怕的是没有自信。”溥仪听得额头见汗，起身双手抱拳，道出一句：“多谢成全。”他那一躬，既向昔日的帝位诀别，也向新生致敬。
社会各界的关注随之而来。港澳报纸惊呼“赤都放皇帝”，西方通讯社则用“前所未有的政治实验”来形容。国内更多的，是议论与好奇。北京街头偶有人认出他的身影，远远围观，却鲜有敌意。一次公交车上售票员大嗓门喊：“票！”他慌忙摸兜，找不到零钱。旁边大妈塞来两张角票：“喏，先用我的，下回还就行。”那一刻，他红着眼圈，连声道谢。
1962年腊月，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政协会议休息间隙，周恩来轻拍他的肩，“身体还好吗？” 溥仪忙说“很好”，又求人介绍对象。周恩来哈哈一笑：“这事好办，慢慢来。”半年后，在党组织帮助下，他与李淑贤登记结婚，小院里挂起了大红灯笼。婚礼极简，却温暖。老邻居帮着蒸枣花馍，植物园师傅剪下一簇鲜兰装点堂屋。曾经端坐金銮殿的人，此刻为一碗热汤面激动得连连道谢，情感真实得近乎朴素。
1964年，《我的前半生》出版。书店门口排起长队，许多上了年纪的读者想从中寻找清廷末世的秘辛，也想看这位昔日天子如何剖析自身。书中一句“我不是亡国的罪人，而是时代的弃儿”引人唏嘘，却更打动人心的，是他对工友、管教、教师的深情笔墨。正是这些普通人，给了他重新做人、重新说话的机会。
同年秋，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笔稿费交给工作人员，说是“给老朋友添件棉衣”。消息传到植物园，他愣了半晌，只说一句：“这情分，怕是还不完了。”到了冬天，北风凛冽，他依旧早起浇水、修枝，手被冻得通红，胸前却总揣着那封转交的纸条——主席要他保重身体。
1967年10月，两鬓花白的溥仪因肾病住进同仁医院。病榻前，周恩来几次探视，叮嘱医护“能救尽救”。病情反复中，他仍惦念那本尚未完稿的《我的后半生》。临终前三天，他要求护士把稿纸放到枕边，喃喃自语：“还得写完，得交账。”同年10月17日，心脏停止跳动，享年六十一岁。
溥仪的死亡证书写着：职业——政协委员，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没有皇帝的名号，没有伪满的影子，仅是一介公民的平常结局。若回溯始点，1959年的那纸特赦令无疑是分水岭。它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向内外昭示了一个新政权的胸襟：对历史负责，对人存善，对未来有信心。没有这样的格局，末代皇帝不可能重获自由；没有那道命令，他的忏悔、他的植物园、他的回忆录，统统只是设想。
许多年后，当人们在故宫的展柜前看到那本《我的前半生》初版，旁边还放着一张旧照片：溥仪弯腰为花盆除草，身后是一排盛开的月季。摄影师没有留下名字，却捕捉到他微微仰头的神情——既不是皇帝的傲慢，也不是囚徒的怯懦，而是一种带着尘世烟火的平凡满足。或许，这正是那份“气魄”最温暖、也最动人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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