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14日，香港的启德机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位68岁的老人已经在那个硬邦邦的椅子上枯坐了好几天，眼里的光一点点灭了。
这人叫周养浩，曾是军统局赫赫有名的“三剑客”之一，也是刚刚被特赦的战犯。
手里那张去台湾的申请表都被汗水浸透了，皱皱巴巴的，像极了他此时的心情。
为了这张纸，他在功德林里“演”了整整25年的戏，拿奖状拿到手软。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那张特赦令一下，对岸的“党国”就会像迎接英雄一样把他接回家。
结果呢？
那边传回来的消息冷得刺骨：拒收。
这一巴掌，打得比当年他被战友沈醉出卖时还要响，直接把他的后半生给扇没了。
说起周养浩，你如果以为他是个五大三粗的打手，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人长得斯斯文文，鼻梁上架着眼镜，还是上海法学院的高材生。
要不是生在那个乱世，哪怕去当个律政俏佳人也是绰绰有余。
但他偏偏有个好亲戚——毛人凤是他姨父。
这就注定了他要走上一条不归路。
1941年，当他被安插进息烽监狱当主任时，这人脑子活泛得吓人。
他没像其他特务那样只知道挥鞭子老虎凳，而是在集中营里搞起了“企业化管理”。
你敢信？
在那个阴森森的监狱里，周养浩居然搞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他把犯人分成八个大队，印刷、卷烟、编草鞋、做裁缝，甚至还开了个大农场。
他对底下人说的那套话，现在听起来都像是黑心老板的KPI考核：“让人干瞪眼不如让他们干活。”
为了榨干犯人的最后一点价值，他发明了“代用券”，想抽烟？
想放风？
拿劳动成果来换。
在他治下，息烽监狱产的香烟居然卖遍了贵州，利润那是相当可观。
当然了，这钱大部分进了军统高层的口袋，他自己也没少捞。
这种把杀人机器变成敛财工具的手段，简直就是民国版的“血汗工厂”，在他眼里，人命不过是报表上的数字罢了。
但真正让周养浩名声臭大街的，是1949年那场针对杨虎城将军的屠杀。
很多人以为特务杀人都是面目狰狞，周养浩不，他是笑着杀人的。
那时候老蒋已经下令要“清理门户”，周养浩接到的任务是把杨虎城骗出来。
见面时，他那张脸笑得跟朵花似的，一口一个“杨先生”，甚至还要抢着帮杨虎城提行李。
那副恭敬谦卑的模样，愣是骗过了防备心极重的杨虎城，真以为是要送他出国。
9月6日那个晚上，周养浩的演技绝对可以拿奥斯卡。
他亲自押车，一路上嘘寒问暖，直到把杨虎城一家送进了重庆磁器口的死亡陷阱。
当特务们的刀刺向杨虎城，甚至连那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时，周养浩就站在不远处看着。
完事后，他不仅没有一丝愧疚，反而兴高采烈地对刽子手们说：“干得漂亮，毛局座重重有赏！”
这种笑面虎的作风，比徐远举那种明火执仗的恶鬼，更让人后背发凉。
可笑的是，周养浩这种精明人，最后也栽在了“精明”上。
重庆解放前夕，他想跑，结果被他的老同事沈醉给耍了。
当时周养浩逃到昆明，想蹭沈醉的飞机去台湾。
他哪里知道，沈醉这时候已经准备起义投诚了。
电话里，沈醉热情地招呼他：“老周啊，别急着走，咱们哥几个聚聚。”
周养浩是老特务了，到了机场一看风头不对，又是警察又是搜查的，立马明白自己被卖了。
他换了便装想混在人群里溜走，可法网恢恢，他那张脸太有辨识度，最终还是被摁在了昆明。
被捕后的周养浩，经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变化过程。
刚进重庆战犯管理所那会儿，他是个刺头，还要绝食抗议，一副“杀身成仁”的架势。
但当他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看到大势已去，他那“识时务”的特质又冒出来了。
这人太懂怎么在体制内生存了，他开始疯狂地表现：写交代材料最快的是他，劳动最卖力的是他，甚至在批斗大会上痛哭流涕忏悔最深情的也是他。
当时的管理员和其他战犯都觉的，周养浩是真心悔过了，这改造效果杠杠的。
但这戏演得再真，终究是戏。
1975年，国家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犯。
周养浩拿着特赦通知书，眼泪哗哗地流，嘴里说着感谢政府。
可前脚刚迈出监狱大门，后脚他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当时政府给特赦人员极其宽松的政策：想留下的安排工作，想去台湾的给足路费。
周养浩一听能去台湾，那是毫不犹豫，立马报名。
和他一起的还有蔡省三、王云沛几个“死硬派”，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为老蒋坐了25年牢，回台湾怎么也得是个“忠臣义士”，搞不好还能补发个勋章。
然而，现实给了周养浩最荒诞的一击。
当他们兴冲冲地来到香港，准备转机去台湾时，台湾当局直接把大门焊死了。
在蒋经国看来，这帮人被共产党关了25年居然被放出来了？
那肯定是“被洗脑”了，是搞统战的工具，甚至是“共谍”。
不管周养浩怎么在香港对着媒体表忠心，怎么发誓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台湾方面就是两个字：不批。
甚至还派人暗示他们自杀以全名节。
这一幕极其讽刺：他用半辈子的时间去效忠国民党，国民党把他当弃子；他用25年的时间欺骗共产党，共产党却给了他自由和路费。
滞留在香港的那140天，大概是周养浩人生中最幻灭的时刻。
他那个“精明”的大脑可能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算计了一辈子，最后怎么就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的下场。
那个曾经在军统呼风唤雨、在功德林演了半辈子戏的老特务，最后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申请去了美国投奔亲戚。
在美国的那些年，他闭口不谈政治，也许是彻底心死，也许是无颜再提。
一九九〇年，他在旧金山走了，终年80岁，死的时候身边冷冷清清，什么都没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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