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6日凌晨两点，上海丁香花园的走廊灯光透出一丝惨白。楼上卧室里，陈赓突然被刺骨的胸痛拉醒，他下意识去摸床头的呼叫铃，却听见自己喘息紊乱得像坏了节拍的鼓点。守夜的蒋医生冲进来，第一句话几乎带着颤音：“老陈，疼得厉害吗？”他只抬手摆了摆，“不要紧。”声音却低得像漏风。
窗外没有风，寂静到能听见花瓣落地。蒋医生给他注射止痛针，同时拨通华东医院值班室。偏巧星期天，抢救小组被堵在路上。时间一分分熬，陈赓额头汗珠滚落，浸湿枕角。住在隔壁的粟裕听见动静，吩咐保健医生张愈赶来帮忙。张愈带了急救箱，却缺少除颤设备，能做的只有给氧、注射异搏定，场面紧张得几乎让人屏住呼吸。
陈赓过去在枪林弹雨里硬扛过无数险关。1927年南昌起义左腿三弹、1932年胡山寨右腿重伤、1935年直罗镇拇指中弹，还有几次中日本人毒气弹的后遗症，都没能迫使他倒下。可这一次，他的心脏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老机器，突然间断了电。8时45分，心电图化作一条直线。华东医院院长低头合上听诊器，屋里没人出声，只有秒针空空转动。
噩耗先飘到隔壁。粟裕推开门时，满屋药味和冷气扑面，他只瞥见床头被白布覆盖的一角，整个人像被抽空，双腿一软坐倒在地。保健医生扶他也扶不住。粟裕本就心脏不好，惊惧之下血压飙升，被人抬回去，额头青筋直跳。当天傍晚，他开始高烧，医护人员紧急注射地高辛才稳住病情。
同一时间，广州。周恩来刚结束南方工作会议，接到电话，沉默良久才说：“通知中央，请把追悼会往后挪。”下午，他又拨给沈阳军区，吩咐陈锡联火速进京“料理兄长之事”。周恩来与陈赓交情深厚，在长征草地中，正是陈赓骑马奔六十里高山取冰，为阿米巴脓肿缠身的周恩来降热保命。此情，此刻化作一句恳求：“务必给我一点时间。”
上海衡山路另一端，宋庆龄官邸里，工作人员压下当天的解放日报，将收音机调至音乐频道。宋庆龄与陈赓相识自黄埔，视他如晚辈。秘书担心噩耗刺激她的心脏，只能暂时隐瞒。然而纸终难包火。三日后，她透过朋友口中得知，顿时泪湿衣襟，拄着拐杖走到书房，久久无语。
23日傍晚，周恩来飞抵南苑机场，马不停蹄赶往中山公园中山堂。棺前挚友云集：徐向前步履蹒跚，站定良久，“延安那年他还敢天寒洗澡，我以为他能活到九十。”聂荣臻目光通红，轻拍棺角，喃喃：“如可赎矣，人百其身。”一句古语，道尽失友之痛。刘伯承、叶剑英、王震等陆续到场，军装笔挺，却难掩眼眶湿润。
穿过人群的，是装殓盒的傅涯。她的手里攥着一张折叠小纸条——陈赓临终前三天特意叮嘱：“二月初一，做碗雪里红肉丝面。”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开口要过生日面。如今面还未下锅，人已先走。傅涯眼圈红肿，仍坚定地维持着礼数，把周恩来亲笔写的“陈赓同志之骨灰”贴于盒上，字迹遒劲。
3月25日上午十时，举行公祭。礼堂中央摆放着紫檀灵台，四周黑纱垂地。军乐团奏起《沉痛的哀悼》，空气凝固在低沉的铜管声里。八宝山革命公墓下午放射二十一响礼炮，骨灰盒安放至二号厅。送灵队伍沉默无声，只剩脚步踩在碎石上的咯吱声。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此时才回忆起一个细节：陈赓常说自己“统帅过两位上将、一位大将”，却极少提及南昌起义时麾下那个年轻的连长——林彪。黄埔一期带黄埔四期打仗的历史，他选择淡化，分量自知，却从不炫耀。这种隐忍，颇见其胸襟。
葬礼后，陈赓留下的工作笔记交总参档案室。笔记本边角卷起，扉页只写一句：“科学是现代战争的眼睛。”过去几年，他先后组织哈军工、炮兵学院、通信兵学院的调整扩编，亲赴国防科研现场，三次心绞痛发作都未请假。老师们感慨：倘若他能再多两年，很多试制型号或许会提前定型。
四月初，粟裕病况稳定，被送往华东医院继续治疗。护士提及陈赓，他闭眼良久，只轻声一句：“兄弟走得太急。”随后再不多言。李克农在噩耗后亦病重，次年辞世。至此，一段特科旧事再无人补笔。
那年的上海桃花开得格外早，丁香花园残留的白色医用床单被人收起，院里凉椅却还摆着。护士换班路过时，总会下意识放轻脚步，好像屋里那位爽朗大笑、湖南口音浓重的将军仍在休养。实际上，他已安静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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