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1日午后，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被夏日的光线照得通亮。炊事员抬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饭，稠稠的米香伴着窑洞里特有的黄土味，飘散在会场四周。新哲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刚结束，代表们三三两两落座，这天的“家常会餐”很快就被笑语填满。
毛泽东和张闻天先到，他随意拂了拂衣袖上的尘土，提议大家别拘礼，“就坐就坐，边吃边谈”，语调爽朗。席间，一位目光炯炯的青年引起他的注意——清秀、略显腼腆，正是“过渡阶段”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于光远。几分钟前的讨论里，于光远用水与玻璃的状态变化，巧妙阐释抗战由防御至相持的微妙转折，吸引了众人侧目，也让毛泽东眼前一亮。
单刀直入的问候，拉近距离。毛泽东递过一只粗瓷碗，笑着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话：“你这年轻人可宝贵得很，是延安的‘国宝’！”话音不高，却让整桌人都精神一振。于光远微怔，忙起身回礼，耳根一下泛红。短短一句，既是肯定也是期待，传达了领导人对科学人才的切盼，也折射出当时延安包容的学术氛围。
要追溯两人的缘起，还得倒回几个月前。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筹备期间，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亲自听取屈伯传、于光远的汇报。那天阳光透过纸糊窗子，落在桌上散开的草稿纸上，简单场景却让年轻人心潮澎湃。会谈结束，本想告辞，却被毛泽东留住：“别急，讲讲你的物理实验，还想听。”从自然科学聊到家庭，从物理模型聊到社会结构，约摸一个钟头，临别时，毛泽东一句“科学是衣食父母”深深扎进于光远心里。
于是，2月的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不但亲临，还脱稿发言，自如穿梭于历史、技术与哲学之间。台下上千名学者、工程师、医务工作者挤得满满当当，空气里混着油灯味与尘土，却挡不住热烈的鼓掌声——“解决吃饭穿衣，靠的也是科学；改造自然，离不开你们。”这番话在战火连天的年代听来格外提气，科学家们第一次真切感到：前方有人理解并需要他们。
紧接着就到了北门外的那场年会。讨论《论持久战》时，于光远的“过渡阶段”观点犀利而谦逊。他说：“单看宏观态势容易忽略连续性，要像物理学那样分析临界条件。”毛泽东当即点头，对张闻天低声一句，“有意思，年轻学者敢把显微镜对准战略。”一句随口的评价，流露出对跨学科思考的欣赏。
会餐继续。木勺敲击搪瓷碗的声音此起彼伏，气氛却不散漫。毛泽东向旁边递过一个馍：“多吃点，延安的日子，体力是本钱。”随后他谈到科技与哲学的连缀——量变、质变、飞跃，再到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娓娓道来，众人频频记录。就在这简陋饭桌上，思想的火花和着粗粮的麦香，一并化作延安夜色里最耐嚼的“精神干粮”。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热烈与朴素并存的学术氛围，在当时颇为罕见。国统区战火纷飞，校舍迁徙，许多实验室一夜间化为废墟；延安虽物资奇缺，却给了知识分子相对安稳的栖身之所，也给了他们被尊重的机会。那句“国宝”不仅是口头褒奖，更像一道承诺：新中国的蓝图里，科学将成为基石。
于光远后来回忆，这顿饭后，自己彻底告别单一学科的窄门，转向交叉研究路径。战争年代缺仪器，他索性把精力投入社会经济结构、哲学逻辑与科技政策的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在中国科学院、社科院等机构辗转，参与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稿；又在教育部改革方案里留下痕迹。90多部专著铺陈开来，被同行戏称“行走的百科全书”。
遗憾的是，他的随和也曾带来麻烦。五十年代，一名后勤人员代寄他给母亲的生活费，屡屡私扣。法庭询问时，于光远竟连自己月薪多少都报不准，难免让人失笑。旁听者暗暗摇头，心想这大概就是典型的学者——把时间都耗在书桌和调研上，对数字概念反而淡漠。
岁月流转。199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于光远搬来一台笨重的台式机，慢慢练习键盘敲字。他在个人网站上自嘲：“落伍不得，要赶一赶互联网车。”几行代码、几段博文，把他和年轻读者又拉到同一坐标。直到2013年9月26日凌晨，98岁的他离世，办公室里那台老电脑仍停在未完的稿件界面，标题简短——《知识的边界》。
回望1940年那张简陋的饭桌，有人说是偶然造就了青年才俊，也有人说是时代需要。更贴切的解释或许是：抗战烽火里，有人用枪守国土，也有人用笔、用公式和思考，为未来奠基。毛泽东称青年科学家为“国宝”，不仅是一句鼓励，更是一份责任的托付。今天翻检旧档，那份重量依然清晰——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延安把对科学的敬意写进了行动，而于光远等人的回馈，则是把一生写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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