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初冬,北京阜外医院的病房里,七十六岁的陈玉英握着女儿的手,轻声道出一句话:“我要去看开慧和毛主席了。”说完,她闭上了双眼。守在床前的亲属这才发现,老人枕边压着一张已被翻得起毛的老照片——上面是她年轻时抱着毛岸英的合影。有人不禁低声惊叹:一个普通农妇,何以与大人物产生如此深厚的情谊?答案,要从半个多世纪前的湖南乡村说起。

很多人不知道,陈玉英本姓孙,地地道道的宁乡农村姑娘。她识字不多,做得一手好家务。若不是机缘巧合,她与伟人家庭的连结或许只会出现在旧书里的偶然两页。可就在一九二六年早春,她背着一只旧包袱,踏入长沙清水塘那座青砖瓦房,从此命运被悄悄改写。彼时的杨开慧已有身孕,毛主席日日奔波在国共合作的风口浪尖,身边急需一个可靠帮手。陈玉英的淳朴与干练,成了留在毛家最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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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座热闹却拮据的小院,陈玉英第一次感到“主人”二字可以有别样的味道。杨开慧递过一碗热粥,笑着说:“以后就是一家人,别见外。”一家人——这四个字她记了一生。深夜里,毛主席与同志们伏案密谈,烟雾缭绕。临近子时,他摸出几枚铜元:“孙嫂,麻烦弄点夜宵,大伙儿饿着肚子干不动革命。”临出门前,杨开慧又补上一句:“记得给自己也买一份。”这种平等的尊重,温暖了陈玉英,也把她牢牢系在这户人家。

好景转瞬即逝。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长沙血雨腥风。毛主席率队上井冈,杨开慧留守家乡坚持秘密工作。陈玉英往返于板仓和长沙之间,冒险递送信件,还得照顾三个孩子。她手握一篮鸡蛋,摇摇晃晃穿过暗巷,篮底藏着写给井冈山的密信——那是她最危险也最自豪的时刻。

一九三零年深秋,白色恐怖达到顶点。杨开慧秘密返乡探望母亲与儿女,却被军阀特务逮捕。八岁的毛岸英与陈玉英一并被捉进浏阳狱舍。皮鞭抽下时,陈玉英挡在杨开慧前面,“要打打我!”——短短六个字,几乎耗尽她的勇气。敌人冷笑一声,鞭影如雨,可她只是咬牙不语。面对审讯,她学着主人娘那句坚定的回答:“不知道。”血迹斑斑的牢砖见证了这份忠诚。

杨开慧在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九岁;陈玉英与毛岸英则在多方营救下得以出狱。分别时,杨开慧把岸英托付给她:“孩子还小,若我不能回来,帮我照顾他。”陈玉英泪如雨下,牢牢记住。“革命一定会成功”,这句遗言陪她走过往后最黑暗的岁月。

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陈玉英在宁乡、长沙辗转。干粗活,做纺织,养大儿女,也悄悄关注战局。她知道毛主席在延安,又转战河北平山,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奔去。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城头第一次挂起鲜红的五星红旗,她激动得整夜未眠。几天后,她赶到市政府门口,逢人便问:“我想见主席,他在北平,可有办法传个信?”警卫员看她满脸诚恳,记录下信息,却不敢轻易允诺。

同一时期,毛主席也在为亲朋来京之事犯难。杨家来信,请求调动工作;亲属旧识纷纷托人捎话。主席向杨开智复电,言辞恳切:“留湘为宜,照组织分配。”清正不容情面,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可当秘书阎长林谈到“孙嫂”陈玉英也想进京,他沉默良久:“她在长沙纺织厂生活尚可,让她安心工作吧,别耽误了。”

话虽如此,惦念却在心口。十月,毛岸英奉命返湘慰问亲属,出发前,毛主席特意叮嘱:“见到孙嫂,替我问好,带些东西给她。”在外婆八十大寿那天,毛岸英让表亲把陈玉英接到庆寿堂。两人对坐,提及昔日板仓共患难的光景,眼泪说来就来。岸英告诉她:“爸爸常记着您。”那份久违的被想起的感觉,点亮了陈玉英黯淡的生活。

时间跳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北京的槐树已绿。陈玉英突然接到湖南省委转来的电话,请她赴京参加劳模会议。抵达后,专车竟把她送进了中南海。她提着蓝布包,心口乱跳。院门口,熟悉的高大身影迎上前——一身中山装,鬓角已现霜华,却精神矍铄。“孙嫂,你来了!”毛主席快步上前,伸手扶她。她恍惚间似乎又回到三十年前,忙不迭地要行礼,话未出口已是泪眼朦胧。

两人分坐在菊花盛开的院里,主席亲自倒茶。陈玉英犹豫着,终究还是讲出多年前杨开慧在狱中的托付。毛主席听得沉默,烟一支接一支地点,灰烬落在膝头也不自觉。他轻声应道:“我都知道,她是最值得敬佩的人。”片刻后,他抬头望向陈玉英:“往后,你就是我的家人,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语气平平,却掷地有声。

那并非一句客套。从此,每逢节庆,陈玉英总能收到来自北京的信和生活费。大跃进期间,布票、糖票寄得最急;三年困难时,毛主席托人送来带皮花生,说是“嚼着解馋”。陈玉英舍不得独享,总留一半分给邻居,乡里都说她有福气。她却摇头:“这是开慧嫂子替我挣来的。”

据当年在毛家工作的服务员回忆,主席偶尔提起“孙嫂”,总是夹杂着感慨:“她是个好人呐,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没有走。”这种情真意切,旁人听了也会动容。对陈玉英而言,回报这份情义的方式很简单——在纺织厂加班也不叫苦,省下几元钱买两本《毛选》,逢年过节捧在手里细细研读,那是她的珍宝。

进入七十年代,陈玉英已是暮年,仍保持早起劳作的习惯。有人问她:“你为何还这么拼?”她笑道:“主席说过,劳动不止,精神就亮着。”朴素的话,胜过千言万语的颂词。

一九八二年的那张旧照片,如同一封永不寄出的信,把陈玉英的人生浓缩成一个温情注脚:忠诚不一定要惊天动地,有时是厨房里的一碗热粥,是狱中一句“不知道”,是几十年后仍惦记对方冷暖的牵挂。毛主席说她是家人,而她用一辈子证明,家人这两个字,担得起也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