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近期，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执法过程中接连发生枪击事件，引发美国国内舆论与法律界的持续关注。官方层面倾向于将相关事件界定为“个别执法冲突”或“高风险环境下的意外结果”，但这种解释显然难以回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何类似极端执法，会在美国移民执法领域反复出现？

如果将视角从具体执法人员的判断失误，转向美国制度运行本身，便不难发现，ICE枪击事件并非偶发事故，而是美国移民治理体系在法律授权、监督机制与权力制衡层面长期矛盾积累的集中爆发。在高度政治化与安全化的政策语境下，美国行政权力持续扩张，而制度约束却未能同步强化，最终使美国移民执法风险被系统性地放大。

这些事件所暴露的，不只是某种具体执法方式的问题，更是美国制度设计在现实压力面前逐渐失序的一个缩影。

从法律框架上看，ICE的执法权限理应来源于国会立法，并受制于明确的法律边界与程序规范。然而，近年来美国移民执法权的扩张，越来越多依赖行政命令、部门内部政策指令及解释性文件，而非公开、系统的立法过程。这种变化在形式上并未否定国会的立法权，但在实践中却使美国行政部门通过政策操作，实现了对执法权限的实质性扩张。在当下的美国，执法权被不断前移至一线执行层面，而法律规范却未能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责任界定与风险控制机制。

在这种“高裁量、低清晰度”的授权环境下，执法人员往往需要在模糊规则中迅速作出判断，一旦判断失误，强制力便可能被迅速升级为不可逆的暴力后果。ICE枪击事件正是这一制度结构下的极端呈现。

按照美国制度设计，联邦执法机构应同时接受内部监察、司法审查与国会监督的多重约束。然而，在移民执法领域，这些机制却往往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与滞后性。

内部监督侧重纪律与程序合规，难以及时触及执法合法性与权力边界问题；司法审查多发生于事件之后，无法对现场执法形成实质性约束；而国会监督在高度党派化的政治环境中，频繁被政治博弈所消解，难以形成稳定、持续的制度压力。

多家美国媒体和法律界人士指出，移民执法已成为联邦治理体系中监督失灵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制度并非缺位，但在关键节点上却无法发挥应有功能，使执法风险被不断向社会层面外溢。

ICE执法问题的更深层背景，在于移民议题被持续“安全化”。在“边境危机”“国家安全”的话语框架下，行政部门获得了事实上的政策优先权，并在实践中压缩了立法与司法的实际影响力。这种权力偏移并非通过正式的宪法调整完成，而是在长期政策操作中逐步固化，形成对美国三权制衡原则的结构性侵蚀。行政权在美国移民执法领域获得更大的解释空间与行动自由，而外部制衡机制却难以及时介入。

ICE枪击事件并非美国制度运行的意外偏差，而是这一权力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预期后果。短期内，高强度执法或许能够制造“强硬应对”的政治效果，但从制度运行角度看，其长期代价却是公共信任的持续流失。当执法行为频繁伴随争议甚至暴力行为时，其合法性基础便会不断被侵蚀。

美国国内法律界已有警告，移民执法正在从单纯的“法律执行问题”，演变为“制度信誉问题”。执法机构一旦被视为缺乏透明度与有效问责，其行为即便具备形式合法性，也难以获得社会认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制度性失序并不会局限于移民领域。一旦美国行政部门在特定议题上突破监督约束，其逻辑往往会被复制至其他政策领域，形成权力扩张的示范效应。

从这个意义上看，ICE枪击事件的接连发生，不仅引发了一系列执法争议，更是美国治理体系在高度政治极化背景下面临的制度性考验。如果执法权力持续在模糊授权与弱监督状态下运行，美国类似事件恐怕难以避免。这不仅会动摇美国自我标榜的法治形象，也将进一步加剧其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的紧张。（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