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已过去二十余载，二〇二一年春，云南省勐海县公安局档案室里，民警整理旧卷宗时又翻出一张泛黄的A级通缉令，照片上的男人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署名“曾开贵”。年轻警员低声嘀咕一句：“这人怎么还没落网？”一句感叹，把众人拉回二十多年前那声震人心的枪响。
那一年，云南边城的金融网点还没有密集摄像头，人们提着现金来往，安全感全靠旁人眼色。五月中旬，一名做大宗茶叶生意的老板提着厚厚一沓钞票走出银行。街口的行道树下，一名身形精干的男子蹲守许久，遮阳帽压得很低。等目标从人群里拐进僻巷，他加快脚步。两声枪响震散了麻雀，老板倒地不起，单肩包被拽走。行凶者转身钻入巷尾人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案子轰动全县。那时指纹数据库尚未完善，警方唯有反复调看仅有的黑白监控。模糊画面里，凶手的步伐干练、转身利落，如同受过严格军事训练。技侦民警把影像截取后放大又放大，终于捕捉到一个侧脸：这张脸与三年前退伍、失联的四川内江籍武警战士曾开贵惊人相似。
调查很快向老家延伸。曾开贵，一九六八年出生，兄妹五人里排第四。父亲务农，家境拮据，少年时的他因屡遭同学取笑，索性辍学外出打工。十八岁那年，他在征兵宣传车的喇叭声里填了报名表，被分到云南边防武警部队。体能素质出众，加班练体能、钻射击，第一年就拿到军功章。后来部队让他到饲养班养猪，他一句怨言也没有，黑灯瞎火熬在猪圈，年底照样高票评功。战友回忆那股拼劲：“他一旦盯住目标，就死磕到底。”
然而，优秀兵未必能顺利转业。九十年代中期，编制有限，绝大多数义务兵退役就地遣散。曾开贵留在云南拉板车、搬货，起早贪黑仍无着落。失落、困顿、以及对未来的茫然，让他的脾气越来越暴烈。有朋友劝他回内江种地，他摇头：“再苦也不回去抡锄头。”
悬崖的一角，就在心态崩口处出现。警方事后梳理发现，案发前几个月他曾频繁出入边境小城，与贩卖走私枪支的团伙接触。有人提供了一把枪，有人出谋划策，但动手的只有他。这桩持枪抢劫后，他连夜踏进密林，去向成谜。从此，所有关于他的线索像被刀子割断——电话停机、户籍没动，甚至连老家的母亲多年未见其踪影。
一九九六年，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并在全国铁路、公路口岸布控。那时身份证尚未升级，不联网，外地务工登记也不严，一张假身份证足以蒙混过关。警方判断，他可能借在部队学到的野外生存技能，潜入中老缅边境的热带雨林，以走私团伙为依托继续藏匿。
二〇〇一年，南京、长沙、重庆接连发生同类持枪抢劫，作案人同样身手矫健、用枪稳准。媒体把目光再次聚到“逃亡六年”的曾开贵身上，多地悬赏总额推高到三百余万元。一时间，火车站、长途车站，甚至旅店前台都贴着他的黑白照。可惜，警方后来通过弹痕、DNA以及案发现场的鞋印比对，排除了他的直接涉案可能——手法虽似，却有人在模仿，也有人借“曾开贵”之名制造恐慌。
几年后，“追捕专班”换了又换，但档案始终没被束之高阁。技术更新带来新希望，公安系统八十多亿条信息的比对，却依旧未见他的影子。很多刑侦老警不服气，悄悄做过推演：若他死在深山，总有猎户发现遗骨；若流亡国外，护照签注迟早会露出痕迹；可结果总是零。他像泥牛入海，唯余通缉令年年翻新。
当年一起训练的老战友对媒体说，曾开贵枪法好到“扣动扳机的瞬间毫不犹豫”。一句轻描淡写，道出了他的危险。更令人悚然的，是这种素质一旦脱离正规约束，很容易滑向极端暴力。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伍安置机制尚在完善，个别落网的亡命徒正是钻了管理空隙。这类教训后来成为武警部队加强心理疏导、离队前职业培训的缘起之一。
当然，仅将悲剧归咎于制度并不公平。熟悉曾开贵的人讲，早在部队后期他就显现出强烈的攀比心，“总嫌挣得不够，动辄说谁谁发财了”。钱对他像一根鞭子，一旦无合法出路，抢劫就成了扭曲的捷径。心理学家称之为“挫折—攻击迁移”，在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里，这类个案并不罕见，只是极少有人敢拿枪去隔绝退路。
警方也调查了他的家庭。父亲于二〇〇四年因病去世，弥留之际反复念叨：“回来吧，别害人也别再害自己。”母亲已年近八旬，每逢清明依旧在屋后的竹林点香，她说：“要是他还活着，就回家吃碗面。”村里人谈起此事，总是摇头叹气。
二十多年里，公安系统没有放弃。近年来，伴随DNA数据库和人像识别技术的普及，每一次新增信息都会与曾开贵的资料自动比对。结果暂时没有惊喜，但数据在增长，侥幸空间被一寸寸压缩。专案组也分析过他的生存半径：以野外生存经验和边境环境推算，如果始终潜伏在境外三角区，他的年龄如今已过五十，疾病、意外、同伙出卖，都是无法预判的变数。
不可否认的是，他曾经的军旅荣誉、边防训练和那枚三等功章，如今在档案袋里只剩一张复印件。那枚勋章本该钉在荣誉墙上，而不是成为追捕令的注脚。遗憾的是，选择一念之差，他将余生压在了永不停歇的逃亡和被追捕的阴影里。
档案室的灯光昏黄，通缉令纸角卷翘。岁月能抹去油墨的色彩，却抹不掉法网的耐心。公安档案管理员轻轻合上铁柜，锁声清脆。他们知道，只要卷宗还在柜中，追索就不会停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