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湖晚报）

转自：南湖晚报

◎鸳湖闲谈

N梅晓民

经学原本是诸子百家的学说，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便特指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后历代，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的主导思想，《钦定四库全书》将“经”列为“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儒家“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内容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全部囊括在其中，所以对经书的研究则是从汉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活动。疏证指的是作者广泛汇集资料，对原书及已有的注释进行校订、考证、辨析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嘉兴王店除了诗人众多、诗香遍地之外，在经学研究方面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研究经学并取得巨大成功的首推朱彝尊。朱彝尊不但在诗词、书法等方面有着非凡成就外，还博通经史，撰写了中国经学文献皇皇巨著《经义考》（原名《经义存亡考》）。所谓“经义”，就是探讨儒家经典著作中所包含的义理。《经义考》是朱彝尊参考经学文献及实地考察，利用十年时间撰成的一部经学专著，在目录学、版本学等研究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

康熙三十四年（1695），朱彝尊坐在潜采堂中开始动笔撰写。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已七十七岁的朱彝尊作为退休老臣在杭州行殿朝见，并呈上还只刊行不到一半的《经义存亡考》，康熙看了后表示赞赏，并对查慎行族子、少詹事查升说，“朱彝尊此书甚好，留在南书房，可速刻完进呈。”并以“研经博物”四字匾额赐给朱彝尊。乾隆十八年（1753），朱彝尊已去世四十四年，被誉为“海内宗匠”的卢见曾在淮南朱彝尊孙子朱稻孙处见到《经义存亡考》未刻部分的原稿，决定重新编纂校勘，增加凡例，三年后得以完成，共三百卷，并正式定名为《经义考》。

明末清初时，屠氏家族的屠明靖、屠焯两人开始尝试研究经学，屠明靖著有《易书》《诗三经注解考定》《三礼疏解》等，屠焯则著有《周易大义》《四书大义》《舆图考》《考经补注》等著作，连尚书杜臻也对他恭敬有礼。其《渔庄诗集》被李维钧编入《梅会诗人遗集》。

被誉为“国初门第为最盛，均以文学知名当世”的梅溪李氏，从李良年曾孙李集起，其重心已从诗词创作转为经学研究。余霖《梅里备志》说李集，“穷经三十年，所著多独得易辟，图学、书信、古文、诗传、小序、礼述、郑氏春秋通三传及唐宋诸家说，兼综条贯义存，其是不以易分异同……虽天性笃厚，亦得以经术者深也，说者谓合儒林循吏为一人，比诸陆清献公及宛平马宛斯云。”李集对经学的钻研为后世奠定了基础，李集之子李旦华亦留心经学，有《周易象义》等，惜未完稿。而真正成为经学注疏个中翘楚，并带来家族中兴的是李国华之子李富孙。嘉庆、道光年间，李富孙花六年时间形成一部五十卷的《七经异文释》，该著作主要比较冯登府的《三家诗异文疏证》，征引特详，大抵为文字校勘，凡此之类皆随条订正，援引《说文解字》《文选》《白虎通德论》等经典之作，以及诸种诗经本及注释本，可谓“持之有故，具征不苟”。名为“释”，实为考校。此书于光绪十四年（1888）由左宗棠出资协办的南菁书院初次刻印。

与李富孙同时的冯登府是研究三家诗的专家。三家诗是《齐诗》《鲁诗》《韩诗》三个解说《诗经》含义的学派，冯登府一生致力于对三家诗的研究，在完成《三家诗异文疏证》后，又撰写了《三家诗遗说》，从异义方面开启了三家《诗》研究的新方向，成为晚年探寻三家《诗》义及其三家《诗》研究的力作。

李富孙虽长于冯登府十九岁，但因两人有着相同的志趣与爱好，又同为梅里人，所以彼此间有强烈的知音之感，交往也最为密切。冯登府非常重视李富孙的意见，每著成一书，便请他过目。所以冯氏著作都有李氏参与校订删改的痕迹。冯登府去世后不久，李富孙以七十九岁的高龄，遵照嘱托抄校完成其遗作，以慰好友未竟心愿。李富孙兄长李超孙的《诗氏族考》（六卷）取诗中所称人的氏族名字，博考经史诸子及近儒所述，将该人的处世之事汇集在一起，目的是使诗人之旨，可据诗人之事而推知，亦是知人论世之意。文中所述虽未免有不确之处，但也可与解诗之草木疏、名物略、地理考之类共为读诗之助，有蒋光煦《别下斋》校本。

王店还有一位学者李贻德，是经学研究的后起之秀，自从结交了冯登府后，还结识了一群有名望的嘉兴经学家如钱泰吉、钱仪吉弟兄及马应潮、沈濂、张昌衢等，从而得益不少。其代表作《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详尽搜集并考释贾逵和服虞的《左传》遗说，并对贾、服著作中谬误之处给予详细的考订和分析。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说，“辅嗣之《易》，元凯之《春秋》，皆疏于训诂。”由于李贻德在《春秋左氏》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被清代经学家刘毓崧誉为“左氏功臣”，《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也被选入《续皇清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