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体系竞争下的
中国战略突围路线图
编者按
中美体系竞争进入深水区，美国已将与中国的关系从“经济接触”转变为“战略竞争”。对中国而言，2026—2030年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虽然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但中国战略机会窗口仍在。面对内生结构矛盾和外部严峻环境，中国如何实现战略突围？由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在经济界、科技界、战略界均有深度耕耘的知名学者，在中美体系竞争的大背景下，阐述中国如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形成创新生态与人才机制等重要领域的突围，从而扩大并确立中国在全球科技和标准体系的话语权。
杨辉
■杨辉 石彪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突破口”和“试金石”。当前，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主要瓶颈。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深层次问题，并围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多元主体活力、筑牢人才根基、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提出一套系统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框架。
深刻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时代紧迫性与战略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历史反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买不来、讨不来、换不来。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我国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成功实践，奠定了大国地位和安全基石。进入新时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精密仪器等领域的全方位遏制与“脱钩断链”风险，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既是高质量发展问题，也是生存问题。
1.这是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主动权的“生命线”。关键核心技术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数字安全等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各个方面。一旦在核心环节被“卡脖子”，不仅产业升级受阻，更可能在国际竞争和极端情境下陷入战略被动。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行稳致远和社会大局稳定，提升应对外部重大风险挑战的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和反制能力。
2.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稳定性和关联性。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升级的“发动机”，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突破“卡脖子”技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3.这是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竞争主导权的“战略支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正处于突破前夜，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规则制定权和产业主导权。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下好“先手棋”、抢占科技制高点、成为新的竞赛规则重要制定者的关键，关乎中华民族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实现伟大复兴。
图片来源/ 新华社
当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深层挑战
尽管我国在部分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仍面临严峻挑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1.基础研究“源头活水”供给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薄弱。这是制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根源性问题。一是投入强度与结构失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比重长期徘徊在6%左右，远低于主要创新型国家水平（15%—25%）。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更低，普遍缺乏长期投入的动力和能力。二是“两头在外”现象突出。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由国外提出，重要研究成果首发于国外期刊，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实际应用结合不够紧密。三是顶尖基础研究平台和团队缺乏。世界一流国家实验室、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数量不足，能够心无旁骛、长期深耕的顶尖科学家和团队稀缺。
2.创新链条衔接不畅，科技成果转化存在“死亡峡谷”。从实验室样品到生产线产品、从论文专利到市场商品的路径不通畅。一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不够。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评价“唯论文”导向仍未根本扭转，研究成果与实际产业需求脱节；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承接和转化前沿技术的能力有限。二是共性技术供给体系缺位。原有行业研究院所转制后，面向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弱化，导致基础研究成果与产品开发之间出现断层。三是中试熟化与早期融资支持薄弱。高风险、高投入的中试环节缺乏稳定资金和平台支持，科技金融对早期创新的支撑不足，大量成果停留在论文和专利阶段。
3.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有待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生态引领作用不足。企业尚未完全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一是领军企业数量与实力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在全球产业研发投入和创新力排行榜中，我国顶尖企业数量与美欧相比仍有差距，在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定义技术路线方面话语权不强。二是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整体偏弱。大量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人才，难以开展持续性研发活动，“专精特新”发展面临挑战。三是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机制不健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不足，未能形成以领军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广泛参与的创新生态圈。
4.高水平人才队伍结构性短缺，激励评价机制亟待优化。人才是第一资源，但关键领域人才缺口巨大。一是战略科学家、顶尖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严重不足。兼具战略眼光、深厚科学素养和卓越组织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尤其稀缺。二是人才评价“破五唯”改革仍需深化。“帽子”、论文数量等仍是评价科研人员和机构的重要标尺，不利于鼓励潜心研究和从事长周期、高风险的关键技术攻关。三是人才不合理流动与激励不足。受短期利益驱动，科研人员频繁更换赛道；从事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的人员，在薪酬待遇、职业发展上比较优势不明显。
5.体制机制障碍仍存，创新生态体系尚不完善。深层次的制度性约束影响了创新活力释放。一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在市场条件下，如何高效统筹配置跨部门、跨领域、跨军民的优势资源，形成攻坚合力，仍需探索更有效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二是科技管理职能转变不到位。管理部门仍存在干预具体项目过多过细的问题，“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需进一步落实。三是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体系不健全。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依然存在，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和价值实现机制不畅。四是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尚未形成。对科研探索的不确定性认识不足，急于求成的心态影响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的孕育。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系统性对策建议
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必须以系统观念进行顶层设计，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1.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体系化布局，既要打造“国家队”与“主力军”，也要发挥地方、行业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同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组织模式、资源配置上不尽相同，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动性和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性。
在国家层面：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行业领域共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使命导向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围绕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优化整合现有基地，高标准建设一批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国家实验室，赋予其在科研选题、经费使用、技术路线等方面的充分自主权，聚焦长远目标和重大任务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重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功能。引导高校强化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布局，在鼓励自由探索的同时，加强有组织的科研，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开展攻关。推动科研院所聚焦国家战略任务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提升工程化与系统集成能力。
在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方面：充分发挥国际科创中心和区域科创中心等发达地区科技资源丰富的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组建新型研发机构，聚焦地方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开展攻关。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鼓励有能力的领军企业建设高水平中央研究院，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其在市场需求洞察、快速迭代和产业链协同方面的优势，成为技术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
2.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统筹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高层级统筹协调机制，对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任务，实行“总师制”“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不问出身、择优支持。改革项目管理，赋予领军科学家和团队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建立基于信任的长周期、滚动支持模式，宽容失败。坚决推进科技评价改革，彻底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侧重同行评议和学术贡献；对技术开发和工程攻关，突出市场检验和实际成效。探索对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的团队实行特殊评价政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制度保障。大幅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并将基础研究投入纳入加计扣除范围。推行政府首购、订购等需求侧政策，为自主创新产品提供早期市场。支持行业领军企业开放供应链，带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入创新链。
3.夯实基础研究与人才根基，筑牢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源头”与“底座”。大幅增加并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稳步提高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力争到2030年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设立国家基础研究基金，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联合基金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优化投入结构，加强对非共识、交叉学科和长周期研究的稳定支持。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依托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管理、人才评价和薪酬福利体系，吸引集聚全球顶尖人才。改革人才计划，减少“帽子”的功利性绑定，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独立承担重大项目。大规模培养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加大对学术不端的惩处力度。广泛宣传科技楷模，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加强全民科学素养教育，厚植创新沃土。
4.打通创新链条堵点，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与产业化。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在重点产业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采用市场化机制运作，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供给缺失问题。强化中试熟化与早期资本支持。发展专业化中试基地，提供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所需的技术熟化、工艺验证、样品试制等服务。壮大创业投资规模，发展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完善科技信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健全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体系。实行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大侵权损害赔偿力度。发展高水平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确保科研人员和团队获得合理回报。
5.坚持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坚持自主可控的前提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主动设计和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推动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开放共享。构筑制度型开放创新生态。在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区域试点更高水平的科技开放政策，吸引外资研发中心集聚。积极参与数字、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强化底线思维与风险防控。完善科技安全预警和应对机制，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核心数据、顶尖人才的安全管理。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科技体系的韧性和持续运转能力。
（杨辉：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石彪：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安全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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