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深秋，南京陈公馆书房灯火彻夜未熄。
蒋介石最倚重的“文胆”陈布雷，手里攥着一封军统密报，指节泛白到颤抖——他捧在掌心的掌上明珠，那个自幼被他取名“怜儿”的女儿，竟被列为“重点监控共党嫌疑分子”。
这个养在深闺、被他严令“不许碰政治”的千金，背地里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陈琏
- 童年：命运多舛，叛逆种子悄然埋下
1919 年，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陈琏在一片混沌与不安中呱呱坠地。
可迎接她的不是温馨的怀抱与幸福的笑容，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残酷考验。
母亲杨品仙与父亲陈布雷十分恩爱，六年时间里，就为丈夫生下了三男两女，而陈琏就是杨品仙生下的第5个孩子。杨品仙由于不间断地生育，身体状况十分不佳，生陈琏时就出现了大出血，数日后患上了产褥热，医治无效去世。
悲痛欲绝、陷入疯狂的父亲陈布雷，竟将满腔的怒火与绝望迁怒于这个刚来到人世、尚未来得及感受母爱的婴儿。
在妻子头七时，出生还没满月的陈琏在房间里哭了起来，心烦意乱的陈布雷抓起她就往痰盂里面塞，一边塞一边喊道：
“都是因为你这孽障害死了你的母亲！”
陈布雷陈琏的哭声惊动了其他家人。大家一起冲了进来要保护小陈琏，结果陈布雷二话不说将小陈琏从窗户扔了出去。
好在苍天有眼，小陈琏身上的襁褓挂在了天井上的篾棚上，捡回了一条命。
见陈布雷不待见自己的“灾星”女儿，外婆就将小陈琏带回老家抚养。
尽管童年时光有外婆的疼爱，但母亲早逝、父亲冷漠的阴影，始终如乌云般笼罩在陈琏的心头，挥之不去。
这黑暗的童年经历，在她幼小而敏感的心灵里，悄然埋下了叛逆的种子，养成了她任性倔强的性格，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而陈布雷在妻子去世后，为了走出丧妻之痛，就去上海《商报》做了编辑主任。出于义愤，他经常对时局发表看法，由于笔锋犀利，一针见血，引起孙中山的特别关注和高度赞扬，由此飞黄腾达。
1921年陈布雷双喜临门。不仅事业有成，还在这年的冬天娶了王允默为妻。也许是良心发现，这时陈布雷感觉对不起陈琏，就给这个孩子起名“怜儿”，还经常去看她。
1932年，陈布雷就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后，就将陈琏和她的姐姐陈绣一同接到了杭州居住。
一家团圆后，出于对陈琏的愧疚，陈布雷对陈琏百依百顺，这更加剧了她叛逆任性的性格。
- 觉醒：接触进步思想，秘密开启革命征程
受传统观念的束缚，陈布雷更希望女儿能安分守己，远离政治。
但让陈布雷没想到的是，陈琏顺利地考入了自己的母校-----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后，父女两人在观念上就开始分道扬镳。
在杭州读书期间，陈琏所寄居的亲戚家里有很多的进步书籍，亲戚没事时就会给陈琏讲抗战相关的事情，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陈琏对于亲戚的话十分认同，可是，当她回家与父亲聊起此事时，父亲却告诉她，亲戚们都是受了“蛊惑”的，让她别听他们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布雷带着家人撤退到了重庆，陈琏也因此转入合川国立二中就读。
在学校期间，她与很多进步学生结下了友谊，对于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由此，心中渐渐燃起了救国的火焰。于是，她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思想进步的陈琏，很快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并安排老师钱澄宇对陈琏进行培养。
1939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加大“反共宣传”，并对中共展开敌对活动时，20岁的陈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这一年的夏天，陈琏正式从高中毕业，她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去报考中央大学，而是报考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因为那里有朱自清、闻一多，而且那里有进步思想。
西南联合大学
陈布雷知道女儿多少有些“思想偏左”，因此在陈琏正式前往昆明前去他办公室告别时，陈布雷告诉女儿：
“爱国是应该的，但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参加反政府的活动。”
结果陈琏听后却将国民党在抗战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表现批判了一遍，说年轻人关心国事，怎么能说是反政府呢？
陈布雷被女儿“怼”得没了脾气，只得劝女儿“做事前考虑为父的处境”。
1939年秋天，陈琏进入西南联大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共西南联大支部委员会。身为国民党高官陈布雷的女儿竟然会参加革命，对于西南联大内的其他党员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情。
陈琏到达西南联大后，积极在女同学中开展革命活动，不但介绍同学们参加进步组织，还亲自上街宣传抗日，也正是因为她积极的表现，1940年3月，西南联大中共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后，陈琏被党组织任命为总支宣传委员，继续为革命事业做着自己的贡献。
然而，她的积极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
陈琏的八叔陈训愿因为担心陈琏的安危，便将她的言行密报给陈布雷。陈布雷多次写信“规劝”女儿，信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担忧与无奈，他希望女儿能放弃那些“不合理的行为”和“过于尖锐的观点”，回到他所认为的“正途”上来。
但陈琏心意已决，她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哪怕是与家族决裂，也在所不惜。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西南联大内此起彼伏的“反蒋活动”不满已久的蒋介石，专门派遣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康泽去了一趟昆明，准备抓捕活跃在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云南省工委正式决定将比较活跃的党员及进步学生分散隐蔽起来，去乡村打游击。
不久之后，陈布雷收到了一条西南联大给发来的消息：
“陈琏同学失踪了。”
正在陈布雷为女儿的不知所踪感到惊慌失措的时候，大女儿陈绣走将妹妹寄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交给了他。陈琏在信中写道：
为了祖国的自由，我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
陈布雷联想到女儿去昆明之前思想一直比较偏左，猜测女儿可能跑到延安去了，于是找人联系上周恩来，希望能帮忙寻找陈琏。
周恩来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马上派人去查。
过了十几天，周恩来再次托人告诉陈布雷：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解放区都没有找到令爱，估计令爱要么是被国民党特务给抓了，要么令爱自己藏起来了。
陈布雷接到周恩来的回信后心凉了半截，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在云南、四川两省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
“怜儿，见字盼即返家，父示。”
此时的陈琏已经化名为“程国仪”躲在石屏县一所学校内教书，当她在报纸上看到父亲刊登的“寻人启事”时，不由得惨然一笑，在她看来，自己离开学校前发给姐姐的那封信就算是跟家里打过招呼了，从那天起自己就与父亲“分道扬镳”了，既然已经决心与家里人决裂，又怎么会回头呢？
1942年春节前后，陈琏的上级、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袁永熙与邓颖超取得了联系，并将西南联大疏散的党员姓名、地点全部做了登记。
当邓颖超在登记表上看到陈琏的名字时十分关切，赶紧跟袁永熙了解陈琏的近况。
不久后，陈琏就被接到了重庆。党组织考虑到她的身份，劝她留在陈布雷的身边，利用机会影响陈布雷，让陈布雷为人民为抗战做些有益的事情。
失踪了快一年的女儿回到了自己的身边，陈布雷十分高兴，连女儿这一年到底去哪儿了也没有太多过问。
回到重庆后，陈琏开始在中央大学进修，并凭借出色的成绩考上了中大历史系研究生。
- 潜伏：身处敌营，巧妙周旋于生死边缘
1946年的秋天，陈琏正式毕业，然后前往北平担任贝满女子中学历史教员，她到达北平后，再次见到了在“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实际上却是“平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自己相识相恋已有7年之久的袁永熙。
袁永熙
此时，陈琏再也不想与他分开，主动给已经搬到南京的父亲寄去了一封信，表示自己要与袁永熙结婚。
陈布雷从来没有听说过“袁永熙”这个名字，便主动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写去了一封信，请他帮自己打听一下“敌伪产业处理局”的袁永熙情况。
张伯瑾不敢怠慢，很快跟陈布雷写信做了反应，表示袁永熙这个青年不错，就是“思想有些左倾”。
陈布雷接到这封信后，点了点头，说道：
“左就左吧，怜儿怎么可能找个右的呢？只要别找个共产党就行。”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与陈琏正式在北京完婚。
袁永熙与陈琏
原本有着“陈布雷女婿”身份的袁永熙，从事地下工作时可以更加便利。结果袁永熙刚与陈琏结婚一个多月，就出现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1947 年 9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如暴风雨般降临。
由于北平地下电台案的爆发，国民党保密局北方区如恶狼般展开了疯狂的搜捕行动。
军统在叛徒口中得到秘密情报，在北平有一位姓袁的负责人，但是其他的一概不知。
无巧不成书，一位叫田冲的教员与袁永熙交换过照片，更巧的是田冲在地下电台案中被捕。军统特务拿着照片把正在举行会议的中共地下党北平职业青年支部负责人邢方群、清华大学支部书记陈彰远，还有陈琏夫妇逮捕。
在阴森恐怖的狱中，他们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敌人用皮鞭抽打他们的身体，用烙铁烫他们的肌肤，试图从他们口中得到党的机密。
但陈琏和袁永熙始终坚贞不屈。由于袁永熙和陈琏身份特殊，军统将他们押往了南京继续审讯，不过经过一番审讯还是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
袁永熙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内弟，而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幕僚长。
陈布雷对女儿女婿被捕的消息早有耳闻，但他必须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这些年他一直“效忠党国”，如果女儿是共产党的话，那无疑是一件十分“打脸”的事情。
但毕竟陈琏是自己的女儿，反复思考后，他决定以退为进，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
“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蒋介石经过秘密调查以后，给出了答案，让陈布雷把女儿女婿领回去，之后要严加管教。
1948年1月陈琏先出狱，几个月以后袁永熙也被保释出狱。夫妇二人按照党组织“暂时在陈布雷身边潜伏一段时间”的命令，回到了南京，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一见到袁永熙，陈布雷就“别有深意”地叮嘱他：
以后别和什么组织发生联系了，在我这儿休息几天，以后安心和怜儿过日子。
1948年，陈琏被父亲安排至国立翻译馆当资料员，她的丈夫也被安排到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敌伪产业处理科当科长，夫妇二人靠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潜伏在了父亲身边，帮我党送出了大量情报，为我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抉择：父亲绝望自杀，她坚定走向光明未来
1948 年，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如同大厦将倾，败局已定。
陈布雷看着自己效忠了一生的政权分崩离析，心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而对女儿十分了解的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己的女儿女婿肯定是共产党无疑，他内心的信仰开始崩塌。
陈布雷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何连自己最亲近的女儿都选择了背叛自己，而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战绩”更是让陈布雷对国民党产生了绝望的情绪。
在一次讨论“徐蚌会战”的会议中，眼看着蒋介趾高气昂地将手下军官骂作“废物”，陈布雷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纸上谈兵”。
蒋介石听到这句话立马勃然大怒，说他是“书生误国”。
蒋介石的这四个字成了压垮陈布雷的最后稻草。
11月初，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突然想去中山陵走走，在上山过程中，陈布雷充满疲态。
到11月13日上午，陈布雷约见了袁永熙，两人一起谈了很多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陈布雷说道：
“政治是一件棘手的事，你和陈琏不能卷入其中。我大半辈子都在从政，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对政治一无所知。我已被拴在蒋先生之手，无法脱身，于今悔之晚矣！”
谈话结束以后，陈布雷去理了头发。第二天清晨，陈布雷写下了10封遗书，其中有给蒋介石的，有给亲友的，还有给自己儿女们的，之后他吞下4瓶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58岁。
值得一提的，陈布雷8个子女中有4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人是国民党，对于效忠了蒋介石一辈子的陈布雷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呢？
合家福
父亲的死，对陈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她没有被悲痛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她知道，父亲的选择是他的无奈，而自己的选择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 悲剧：“文革”遭难，英魂长眠于历史长河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但她在清华大学任党委书记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
1956年袁永熙被划为右派，陈琏与袁永熙被迫离婚，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过活。
1962年8月，陈琏觉得一个人待在北京伤心，便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琏被定为“叛徒”，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她被批斗、被关押，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但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品格和尊严，没有向那些恶势力低头。
很快陈琏通过了审查，被保释出狱时未办任何手续。
1967年11月19日，陈琏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跳下，年仅 48 岁。
随后，人们在她的桌上发现了遗书：
“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真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她的离去，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但却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直到 1979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上海市委才为她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还她以清白和尊严。
胡耀邦称她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这是对她一生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也是对她不屈精神的最好诠释。
陈琏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她出身名门，却不为家族的荣华富贵所诱惑；她身处敌营，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和使命；她遭受迫害，却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品格和尊严。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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