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什么样的“法”，能带来持久的太平？|吴越国|太平年|宋太祖|宋朝|江南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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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十国时期

战火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

儒家礼法秩序已全面崩塌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热播剧《太平年》

通过吴越国君主钱弘俶的成长抉择

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命题：

在武力即真理的乱世中

什么样的“法”能够带来持久的太平？

政权的合法性究竟源于刀剑

还是源于某种更高的秩序原则？

我们在《太平年》里能看到的

不仅是尘封千年的历史往事

更是关于秩序建构

与法理抉择的宏大叙事

乱世之“法”：

谁握刀柄谁即是“法”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太平年》聚焦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历史抉择，讲述了在当时纷争割据、社会动荡之中，吴越国君主钱弘俶一路成长，担负起天下责任，内除奸臣、外御强敌，以苍生为念，保境安民，并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故事。这部剧完成了一次对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中“法统”理念的深刻艺术阐释。

即便是历史剧，也难避免有主角光环、英雄情结。《太平年》也不例外。但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并非单纯的为英雄立传，而是将主角置于当时的时代环境中，以普通人视角强调其顺势而为，而非超脱于现实的生来就是英雄的叙述方式。该剧的开篇，就并未急于为英雄立传，而是以近乎残酷的写实笔触，描绘了一幅法度彻底沦丧的“末世图景”：后晋节度使张彦泽部下的“春磨寨”，士兵们冷漠地将百姓称作“两脚羊”，以石臼捣磨活人，并辅以“粮不够，肉来凑”的冰冷台词……这一幕绝非为猎奇而设，它是全剧关于“无法之境”的终极隐喻。在这里，“兵强马壮者为之”不只是政权更迭的逻辑，更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人性在绝对权力的放纵与生存的极端压迫下，堕入了最原始的野蛮深渊。法律，这一文明社会用以划定行为边界、保障基本安全的底线，已然蒸发。

剧中通过后周、南唐、北汉等政权的轮番登场，展示了五代时期国际关系的“丛林状态”。各国使节往来，言辞虽引用《周礼》《春秋》，实则完全奉行实力原则。第10集中，南唐使臣威胁吴越时直言：“当今之世，仁义在弓矢之间，法度在疆场之内。”这句话赤裸裸地揭示了那个时代“法治”的虚无——没有高于各政权的共同规则，强权即公理。

在那个乱世，各个割据政权内部，权臣弑君、父子相残屡见不鲜，外在的礼法仪轨完全包裹不住人类的权欲。这种失序，让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悬浮在恐惧中的孤岛，朝不保夕，这正是对失去礼法世界的残酷性的深刻揭露，从反面印证法律秩序的重要性。

但《太平年》没有止于这样简单的揭露，它更大的特别之处在于，并未将吴越国塑造成一个与这片黑暗完全隔绝的“法治乌托邦”。相反，它展现了在一个全面失序的大环境中，维持局部秩序的艰难与悖论。当中原世界正陷入战乱频仍、改朝换代如戏台换戏之频时，偏居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奉行“保境安民”，兴修水利（如钱镠筑捍海石塘），劝课农桑，在一定时空内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规则。但这种“法治”，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依赖明君贤相个人德行与权威的“人治下的秩序”。它脆弱如风中残烛，随时可能因统治者的更迭或外部压力的剧变而崩塌。钱弘俶继位后，面对内部豪族的蠢蠢欲动与北宋虎视眈眈的外部压力，他所能依凭的，并非一套超越个人、具有永恒权威的法律体系，更多是先祖遗训、个人判断与政治权衡。

剧中通过对比手法，隐晦地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当维系社会运行的，不是非人格化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条文，而是统治集团的“明智”或“仁慈”时，这种秩序的根基究竟有多牢固？吴越的相对安定，恰恰反衬出那个时代系统性法治缺位的悲剧。观众在庆幸江南一隅尚有安宁的同时，会不寒而栗地意识到，这份安宁是何其偶然与侥幸。这种处理，使得《太平年》对法治的探讨，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深入到了制度文明与乱世现实之间的深刻张力之中。

民生之“法”：

百姓福祉是政治与法治的终极伦理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如果说对法治的描绘奠定了《太平年》叙事的冷峻基调，那么对民生的倾注则赋予了全剧最温暖的情感内核与最厚重的伦理分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古老的儒家信条，在剧中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钱氏政权始终的最高行动纲领，并在最终时刻，压倒了所有关于权力、名誉和家族传承的考量。

剧作以细腻的剧情，多层次地展现了“民生”这一主题。在最基本的生存层面，它描绘了乱世中“人相食”的极端惨状，与吴越国境内因水利兴修而“岁熟丰稔”形成的刺目对比。这直观地回答了政治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责任：让人民活下去。在经济社会层面，它通过钱弘俶重视商贸、疏浚航道、鼓励手工业等情节，展现了“使民富足”的治理努力。然而，全剧关于民生最浓墨重彩、也是最震撼人心的篇章，无疑是钱弘俶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终极抉择。

“纳土归宋”的决定，被剧集呈现为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灵魂拷问。一边是列祖列宗开创的百年基业，是钱氏一族的宗庙社稷，是作为君主的个人历史地位；另一边，则是谋臣崔仁冀那句锥心之问：“大王，您是要做一阵子的国主，还是要做千古的圣人？”以及更实际的、对战争惨烈结果的预见：十三州土地化为焦土，百万生灵涂炭，繁华的杭州城可能重蹈金陵（南唐都城）被屠戮焚毁的覆辙。钱弘俶最终将玉玺、舆图、户籍册奉上的那一刻，他交出的不是一国之主的权力，而是在个人荣辱、家族利益与天下苍生福祉之间，作出了一个具有永恒伦理光辉的抉择。

这一抉择，深刻诠释了剧中反复出现的《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精髓。它标志着一种政治伦理的升华：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开创或继承，更来源于它能否以及如何在关键历史时刻，实现其保护与发展民生的根本承诺。当政权本身的存在已成为民生持续繁荣的障碍或巨大风险时，放弃政权便成为履行这一承诺的最高形式。《太平年》通过钱弘俶的形象，塑造了一位“非典型”的英雄——他的伟大不在于开疆拓土或力挽狂澜，而在于为了“太平”二字的承诺，有勇气成为自身权力的终结者。这使“民生”从一个治理目标，跃升为评判一切政治行为的终极尺度。

统一之“法”：

人心认同是最伟大的统一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太平年》对“统一”主题的处理，是其最具现代意识和历史洞察力的部分。它没有陷入“成王败寇”的简单叙事，而是将“统一”置于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大视野下，展开了一场“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深刻对话。

剧集并未贬低宋太祖赵匡胤结束割据、重建大一统的历史功绩。北宋军队的雄武、统一进程的势不可挡，得到了充分展现。然而，剧作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冷静地呈现了统一过程的另一种代价：后蜀、南汉、南唐等国的抵抗，往往招致惨烈的攻城战与战后的清算。特别是对南唐的刻画，李煜的文艺风流与金陵城的最终陷落、生灵涂炭形成悲怆对比，凸显了在历史洪流面前，螳臂当车式的抵抗可能带来的巨大灾难。

在此背景下，吴越国“纳土归宋”的路径，显得格外耀眼。这不是一场胜负已分的被迫投降，而是在权衡天下大势与自身实力后，主动选择的、最有尊严也是最富智慧的退出方式。其直接结果是，保全了吴越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成果、社会结构和文化遗产。杭州城完好无损，百姓安居乐业，钱氏家族受到礼遇，其子孙在宋朝世代为官，文脉绵延。这与遭受重创的其他南方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剧集通过这一对比，有力地论证了一个观点：统一的价值，不仅在于地理版图的合并，更在于所合并的版图上，文明的火种、社会的财富、人民的生命是否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存。

更进一步，《太平年》揭示了“和平统一”更深层的历史意义：它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提供了一种更富建设性的整合范式。吴越国完整的户籍、舆图、府库，为北宋的顺利接管和高效治理提供了极大便利；其先进的农耕、水利、航海技术，迅速融入宋朝的经济血脉；钱氏家族“保境安民”的治理理念，也与宋朝“重文抑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产生共鸣。这种融合，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零和游戏，而更像是两条河流的汇合，共同滋养了此后江南地区乃至整个宋朝的经济文化繁荣。剧集以此表明，真正的、伟大的统一，不应仅是武力的臣服，更应是人心的认同与文明优势的有机结合。

心理之“法”：

心理困境凸显历史法理抉择的戏剧高潮

《太平年》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对钱弘俶最终决定“纳土归宋”这一历史时刻的多维度刻画。剧中展现了他面临的三重法理困境：

对祖先的“孝法”困境：吴越国经三世五王经营，钱弘俶若拱手相让，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剧中，他在宗庙前长跪的独白感人至深：“孙儿今日所为，若保得钱氏血脉永续，江南百姓免遭涂炭，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可会宽宥？”

对臣民的“契约”困境：作为吴越君主，他与臣民之间存在隐性的统治契约。主动归宋是否违背了这一契约？剧中，他多次召集士绅百姓，听取各方意见，最终作出了著名的“不以一人之尊，易万民之命”的宣言。

对时代的“大势”困境：是坚持割据的“地方合法性”，还是顺应统一的“历史合法性”？钱弘俶的智慧在于，他认识到在天下思定的大势面前，割据政权的“小法理”必须让位于重建统一秩序的“大法理”。

剧集通过精良的制作，展现了“纳土归宋”这一行为所蕴含的丰富法理内涵——

对暴力法则的超越：钱弘俶是在吴越国势尚存、并非山穷水尽时主动归附。这摒弃了“成王败寇”的简单逻辑，体现了一种基于理性判断和政治道德的抉择。

对民本法统的终极践行：“以苍生为念”贯穿了钱弘俶的整个决策过程。剧中反复出现的百姓耕作、市井生活的祥和画面，与战争场面的惨烈形成鲜明对比。钱弘俶认识到，真正的“法治”不是严刑峻法，而是让人民免于恐惧、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当局部政权的存续要以民众的长期安全为代价时，放弃权力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道德。

对历史法统的自觉融入：钱弘俶对心腹大臣说，“自唐亡以来，天下分崩，法统断绝。今日之宋，非仅赵氏之宋，乃天下人重建法统之望也。”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他对北宋统一事业的理解——这不仅是军事征服，更是对断裂的中华政治文明法统的接续。他的归附，是主动将吴越政权的合法性融入这一更宏大、更具历史正当性的秩序之中。

艺术之“法”：

太平之法的深层追问

《太平年》在视觉语言上精心设计了一套象征系统：反复出现的“钱塘江潮”，既象征时代大势不可阻挡，也暗喻法理秩序如潮汐般有涨有落，但终将归于平衡。

宫廷与民间的空间对比：巍峨宫殿内的权力博弈，与市井街巷的日常生活交替呈现，直观表现了“法理”的最终归宿应是民间秩序。

文书与玺印的特写：盟约、法令、国书等文牍的特写镜头，强调了从“口头约定”到“成文规则”的文明进步。

台词中的法理思辨：剧集台词富含哲理，多处直接探讨法理问题。如钱弘俶的名言：“法之贵，不在苛严，在生民畏而敬之；政之善，不在权谋，在万世安而久之。”这些台词将抽象的法理观念转化为鲜活的戏剧语言。

叙事节奏与法理推演同步：剧集的叙事节奏与钱弘俶的法理认知过程高度同步——前期较快，展现乱世纷争；中期放缓，深入展现决策困境；后期庄重从容，表现历史抉择的完成。这种节奏控制使观众能够跟随主角一同思考、一同抉择。

然而，该剧最大的艺术之“法”还是在于对一些问题的深思：如何在法理秩序中安放人心？《太平年》的剧名本身已揭示全剧主旨。所谓“太平”，不是没有冲突的乌托邦，而是冲突能够在公认的法理框架内得到解决；不是绝对的静止，而是变化能够在有序的轨道上进行。“年”不仅是时间单位，更象征这种秩序的持久性。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故事之所以历经千年仍能打动我们，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永恒追求：如何在变动不止的世界中，建立并维护一种能让生命繁荣、文明延续的法理秩序。他牺牲了小王朝的宗庙祭祀，却成全了更大共同体的生生不息；他放弃了一姓的私权，却参与了天下公法的重建。

当纳土归宋的进程最终完成时，《太平年》也完成了它最后的升华：法治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条文繁简，不在于刑罚轻重，而在于能否在人心深处建立起对秩序的认同与信赖。钱弘俶以他的历史抉择告诉我们，真正的“太平年”，始于对“法”的敬畏，成于对“民”的担当，终于对“天下”的胸怀。这或许就是《太平年》在千年之后，给予我们这个依然在探索良法善治时代的最大馈赠：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最明智的选择往往不是坚守最锋利的剑，而是拥抱最持久的法；最伟大的功业往往不是开拓最辽阔的疆土，而是安顿最普通的人心。

剧情简介

剧集聚焦钱弘俶（白宇饰）、赵匡胤（朱亚文饰）、郭荣（俞灏明饰）三人在国家板荡中的命运抉择。他们目睹离乱，深知唯有重建秩序方能终止苦难。钱弘俶秉持“保境安民”，守护一方；郭荣志在重振纲常，然天不假年；赵匡胤顺势而为，立宋建制，革新图治。最终，在历史洪流与苍生祈盼下，钱弘俶“纳土归宋”，为华夏文脉得以延续与发展奠定了和平基础。

（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2月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