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当地时间2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再次就伊朗核问题发出强硬威胁。他声称，如果伊朗试图重启核计划，或在其他地点建设新的核设施，美军将“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方已经“发现”伊朗相关动向，并直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应该非常担心”。与此同时，他又补充称，伊朗正在同美国进行谈判。这番将军事威胁与外交谈判并置的表态，迅速引发外界对中东局势走向的高度关注。
表面看，这似乎只是一次熟悉的政治语言重现。特朗普在其执政时期，曾多次以极限施压的方式处理伊朗问题，军事威胁、经济制裁和舆论高压构成了其一贯的政策组合。但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这样的言辞被再次抛出，其意义早已超出个人风格层面，而更像是一次对既有地区脆弱平衡的直接冲击。
伊朗核问题之所以长期难解，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安全认知的深层对立。伊朗始终将核能力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筹码，而美国及其盟友则将其视为地区不稳定的源头。在这一结构性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军事威胁的回归，只会进一步固化双方的零和思维。特朗普此次公开宣称“如果伊朗这么做，美国会采取行动”，实质上是在提前划定红线，却并未提供任何清晰的政治解决路径。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表态并非发生在真空中。当前中东地区冲突频仍，局势高度敏感，任何关于伊朗的军事暗示，都会迅速引发连锁反应。从能源市场到地区安全安排，从盟友的战略判断到对手的应对预期，一句话的分量，远比表面看上去更重。当威慑被不断前置，风险评估就会被系统性放大。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在威胁伊朗的同时，又强调双方正在谈判。这种表述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却在现实中极具破坏性。谈判需要的是最低限度的信任和稳定预期，而持续的动武威胁，往往会让对方更倾向于防御性决策，甚至提前为最坏情况做准备。结果并非逼迫让步，而是削弱谈判本身的可持续性。
从过往经验看，极限施压并未让伊朗核问题消失，反而促使其在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中不断调整策略。军事威胁一旦成为常态语言，就会逐渐失去威慑效果，只剩下刺激与对抗的功能。伊朗国内的政治结构也决定了，外部高压往往会强化强硬派的立场，使妥协成本在国内政治中被不断抬高。
对美国而言，这种做法同样存在风险。频繁以军事行动作为政策选项，不仅会消耗自身的战略信誉，也可能将复杂的核问题简化为“打或不打”的危险二选一。在缺乏多边框架支撑的情况下，任何单边行动都可能引发不可控后果，而这些后果往往远超最初设想。
国际社会对此并非没有记忆。伊拉克战争的前车之鉴仍然清晰，情报判断与政治决策之间的错位，曾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如今，当类似的强硬叙事再次出现，人们难免会质疑：这种以威胁为主导的路径，是否真的吸取了历史教训。
更深一层看，特朗普的言论也折射出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议题的反向塑造。在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中，强硬姿态往往更容易获得短期关注，却难以支撑长期稳定的政策执行。核问题被频繁拉入国内政治语境，其结果往往是策略摇摆、承诺不稳，进一步削弱国际信任。
伊朗核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力量对抗题。它关乎地区安全架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以及大国如何在冲突与合作之间做出选择。当“动武”被反复提及，真正被侵蚀的，是通过规则和机制解决问题的空间。
或许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一句威胁本身，而是这种语言正在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当军事打击被当作政策工具反复使用，外交就会退居其次，理性让位于情绪，风险被一层层叠加。中东需要的不是更多警告，而是更清晰、更可信的政治解决路径。否则，任何一次言辞升级，都可能成为下一轮危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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