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法国巴黎凡尔赛和平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包括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印度）、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塞尔维亚（后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希腊、罗马尼亚、葡萄牙、波兰（新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新独立国家）、巴西、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海地、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中国、暹罗（泰国）、汉志（今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利比里亚二十七个战胜国，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拟定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一次帝国主义宰割战败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北京政府派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已抵美国的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会前，日本政府曾在外交上大肆活动，指责中国参战不力，没有资格参加和会。但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在华利益发生了矛盾，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拒绝，中国代表仍然出席了会议。由于日本从中作梗，中国代表团的名单直到1月28日才正式公布。
这说明，中国已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欲意争夺和重新瓜分的焦点。能否“合理”分赃，帝国主义国家间必然展开一场激烈的你争我夺。由于这次会议本质上是一次分赃会议，所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会前就紧锣密鼓地起草报告和文件，极力做“外交”上的准备。
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保障人权”的十四项原则。第一条，反对秘密条约，但实际上只反对那些没有美国参加并妨碍美国扩张计划的那些秘约。第二条，“海上自由”，根本目的是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以便美国取而代之；第三条，“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目的是借各国在战后精疲力竭之际，将美国势力渗透到世界各地，依仗经济上的优势进一步控制世界市场；第四条，裁减各国军备至最低限度，目的在于削弱别国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对手的武装力量，保证美国在军事上的地位；第五条，“公平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实际上是企图瓜分更多更好的殖民地。还提出了“保护弱小民族”等许多美丽口号。
这位国际权威人物的“宣言”，欺骗了不少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就有许多人抱着天真的幻想，认为这次“和平会议”一定能主持“正义”，把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日本以军事恫吓手段强迫中国签订的条约，在美国的援助下全部废止。
1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十人会”，对一切问题作出初步决定，然后提请大会解决。各国出席大会代表，大国五席，小国二席。中国不但没有资格参加“十人会”，而且出席大会的代表也只有两席，和殖民地国家出席的名额相等。
1月27日上午，“十人会”讨论殖民地的分配问题，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日本代表牧野在会上提出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案，顾维钧要求先由中国代表陈述意见，然后进行讨论。28日，中日两国代表就山东问题展开了舌战。牧野说他的提案是以中日两国关于胶州租界地与胶济铁路的成约为依据的。顾维钧则根据日本以最后通牒威胁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事实据理驳斥。中国代表的论点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同情，日本代表强词夺理受到了普遍的谴责。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支持中国代表提出的在和会上公布中日密约的主张。
牧野伸显
这使日本陷入被动。日本政府恼羞成怒，指示新任驻华公使小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小幡还在口头上警告外交次长陈箓：山东问题须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中国政府应立即训令中国代表团，一切问题，非经日本同意，不得在巴黎和会提出。随后小幡在谈话中又恫吓说：“日本陆军有精兵百万，而海军也有50万，现在无地用武。中日近在毗邻，那些远隔重洋的国家想要过问远东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日本政府的公开要挟，显然是要中国放弃收回山东的提案，确保他们在华的一切利益。小幡的谈话内容被披露见诸报后，世界舆论哗然。美国公使发布消息，声明他们遵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项原则，决定支持中国。美国人所办的《英文导报》著论要求日本政府撤换这个不礼貌的公使。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痛斥日本在和会举行之际，竟敢干涉中国代表的发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对日采取断然措施。
北京政府不得不电令中国代表于2月12日在和会上公布了中日密约。由于中日两国在山东问题上“意见相差甚远”，“和会”自2月18日后暂停讨论山东问题。随后，中国代表又陆续向大会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界地、修订关税协定、取消二十一条等七项要求。被五国最高会议以“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以内”否决了。3月24日，“十人会”停开。由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美国首相路易乔治、意国首相奥兰多组成“四人会”，称为最高会议，操纵和处理和会的一切问题。
日本排除于外，遭到了日本的反对。迫于日本的压力和出于维护帝国主义共同利益的需要，又在“四人会”下面加一个由美国务卿兰辛、英外长巴尔福、法外长毕勒、意外长桑里诺、日代表牧野组成的“五人会”。日本获得了不待邀请可列席参加讨论远东问题的“四人会”的特权。4月16日，“四人会”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暂时交给协约国管理，俟中国将山东重要地区辟为商埠后交中国。这项提议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英、法、意三国也不支持美国的建议。21日，意大利因争夺辛姆问题未达目的而退出会议后，日本以强硬的态度向和会提出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要求，以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逼迫美国对山东问题的让步。
在日本的淫威面前，美、英、法纷纷作出让步。威尔逊说：“英法等国与日本所订的条约，又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义务。在这些情况下，山东问题没有变更的余地。”路易乔治不加掩饰地说：“英国不能不依靠日本的协力，但条约究竟是条约，不能作为废纸。”还假发慈悲地说：“如果以后日本再欺负中国，本国一定给中国以助力。”克里孟梭表示赞同英、美的意见。美、英、法等国的妥协退让，更加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尽管中国代表在山东问题上又向和会提出了让步到最大限度的四项要求，但美、英、法不予以理睬，以不属于和会讨论范围加以拒绝。4月29 日，“三巨头”作出最后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权利让予日本，由日本交还中国，交还后，日本仍旧享受以前所有的经济权利。日本是否愿意交还及何时交还，留待中日两国自行解决。
中国代表虽多次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三巨头”的任何回答。就这样，中国虽以战胜国名义参加了“和会”，但没有收回任何权利。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终于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
2是小幡酉吉
1916年夏初摄于北京中央公园。1.日置益，将离任的日本驻华公使；2.小幡酉吉，日驻华公使馆参赞；3.章宗祥，新任驻日公使；4.曹汝霖，交通部总长；5.陆宗舆，卸任的驻日公使；6.权量，交通部署理次长；7.小村俊三郎，日驻华公使馆翻译官。
附录：顾维钧回忆录关于巴黎和会的回忆
只选择三、五、六、七、八
三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立场
中国在“十人会”上的论辩关系至大。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山东问题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期待在会议过程中，中国能有机会被邀为自己辩护，但没料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
那是1月27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一消息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卫理出于友谊预先通报给我们的。他说，日本已在上午的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卫理非常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为论辩作好准备。他还说，和会秘书长将会发来正式邀请函，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就餐的同僚们。这个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在场的有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魏宸组先生、胡惟德先生和岳昭燏先生。
所有的代表，包括陆总长在内，都已习惯于共进午餐，并利用进餐时间商议工作。陆总长因患病卧床，未能参加午餐聚会。代表团人人保持着沉默。我充分意识到，同时，我断定别人也都充分意识到，中国代表出席下午会议的重要性。我们正在讨论，邀请函送来了。到会时间定于下午三时，可此函来时，两点钟已过。我说，此事必须立即报告陆总长。岳便上楼去报告。但是，岳带来的回话是，陆总长疾病缠身，无法赴会，让我们自己决定赴会及论辩人选。
时间早已两点多了，我便说，根据级别，我提议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赴会。施立即答道：“我不想去。我从未准备过这个议题。”他又指着我说：“该去的话，就该你去。因为你一直在研究准备这个议题。”我答道：“团长陆总长缺席，自应由第二代表王正廷博士来发言。施肇基博士去，也无须开口的。”王博士说，如果他非去不可，他可以去，但他不发言，并指着我说，顾博士应该去，并且应该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
至此，我只得说道：“是的，我不否认我一直在准备这个问题，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最终并未准备出什么东西来，再说，我们大家也未曾讨论过。”此事到此不了了之，施肇基在恳切表示不愿赴会之后便离开饭桌上楼去了。接着，王正延说，我是必去的，至于他自己，如不发言，去亦可。我说，你是第二代表，陆缺席，你理应代理。但他说：“我无准备，你有准备，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便说：“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来发言。我只有一个条件，当他们请中国代表阐述观点时，你要起身宣布请你的同僚来代表中国讲话。你只需说这句话。”王回答说，如果我坚持，他可以这样做。
于是，我们就此最后达成协议。有此谅解之后，我们决定前去赴会。我们于三时准时到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的会议，因为这次“十人会”纯粹是为要解决与中、日直接有关的“山东问题”而召开的，克里孟梭主持会议。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和会主席，所以，根据职权，他同时也是“五巨头会”和“十人会”的主席。
会议室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子，到会代表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劳合·乔治先生、阿瑟·贝尔福先生、威尔逊总统、蓝辛先生、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他的外长桑理诺男爵在会议厅内坐于主席右侧，我们在左侧相向而坐。房间中央的几排座位上，除了几名其它国家的代表之外，几乎全是日本代表，其中有牧野男爵、西园寺侯爵，还有日本代表团的其他代表。
当主席请日本代表团阐述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观点后，牧野男爵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并说，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他还陈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为协约国事业而作出的贡献。这份声明显然不具说服力，原因很清楚。牧野讲完之后，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考虑是否对日本声明作一答复，抑或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作准备。
我和王正廷商量了一下，然后王便对主席说，将由我答复日本声明，但需要时间以准备中国的声明，克里孟梭说，“十人会”将很高兴能在明天听取中国方面的声明。会议随即休会。
第二天，1月28日，我们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问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我发言。
我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主席对面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跑来跟我和王正廷博士握手。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克里孟梭说，他希望得到一份刚才所述中国观点的书面声明。他又问，这一声明能否在两、三天内交来。我说，中国代表团想提出一份尽可能充分的声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和本国政府联系，以得到所有必要的资料。最后，和会主席同意给一周时间，在这一周时间之末，须将附有中日所签订的各种协定的声明送至“十人会”。“十人会”的活动虽说是秘密的，但是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都有自己的新闻发布官。这些新闻发布官惯于在会议结束后接见报界代表。于是，白天的会议新闻到晚上就在当地报纸上刊印出来了。当然，是一般的报道，但是它特别强调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
显然，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因为在以后的若干天内，我们收到许多致代表团的贺电。在贺电中，人们称中国的论辩是杰作。这些贺电中，有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有关那天会议的所有报道，在国内，也在巴黎的友好人士中间唤起巨大的希望。人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将会获胜。
五、“四人会”作出决定；中国力争修改
在威尔逊总统启程返美、陆总长隐遁不见之后，中国代表团一直在忙于准备反映中国迫切要求的七份备忘录。3月中旬左右，这些备忘录终于完成并递交和会，正好赶在威尔逊总统回巴黎之前。
日本是组成“十人会”和最高会议的协约国五强之一，它要求吞并太平洋上前德国所属岛屿，其中包括对美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关岛，寸步不让。威尔逊总统则坚持将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转让日本时，必须把关岛除外，并认为这一条件必不可少。另一个争论是日本要求在盟约中体现平等原则。美国在国联委员会内起草盟约时曾全力反对这一要求，但是这却是日本最为认真看待的重要声明之一。
中国一直在劝说友邦，尤其是美、英，尽快地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因为中国担心各国由于其它问题延误了时间，而对这一主要问题便只能作出不利于中国的仓促决定。与美、英、法等代表团成员之间的谈话表明，目前尚未确定解决方案，要过些时候才能着手解决。将近4月底时,人们得悉，和会已经着手解决山东问题，经过讨论也已找到某种解决办法。
4月22日，中国代表团接到通知称，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约见中国代表团。陆总长和我到美国代表团威尔逊总统的寓所参加了会见。我们发现仅有五人参加这次会见——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英文翻译汉基将军，法文翻译是一名法国海军上校，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我们受到了诚挚的欢迎，可是我们注意到，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表情严肃，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克里孟梭提议由威尔逊总统代表他们大家讲话。
威尔逊首先讲述和会面临着众多问题，而其中有些问题又是如何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接着，他说，法国和日本早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由于插进来这一情况，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了。他所代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在山东问题上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国家。他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然后，他便讲述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说，这可能并不合乎中国的愿望，但是，目前“会议”的其它成员国处境十分困难，最高会议所能求得的最佳结果也只能如此了。
威尔逊所说的其它成员国是指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以前曾答应支持日本要求，意大利则已退出和会。陆总长让我代表他讲话，这样可以使威尔逊总统直接从英文来理解意思。于是我遵命而谈。
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威尔逊总统，我是何等失望，方案又是何等不公。这种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方案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所补益。我还向他指出，这个方案只字未提日本归还它在山东全部权利的时间表。总之，中国要求不由日本而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这是我们要求的要点，也是我们关于山东问题备忘录中的要点。
威尔逊说，他理解我所讲的话，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形势所致，这已是能够为中国谋得的最佳方案了。他又说，和会结束之后，国联能够对各国所提要求重新调整并主持国际间的正义。作为国联成员国，中国可以在她愿意的任何时候，随时向国联提出自己的要求。他极力劝我们对此放心。我则力图向他们阐明，国联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组织，但它是否能够改变刚才总统所提出的方案，中国是怀疑的。
劳合·乔治接着说，他想提个问题：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先制订的那个方案呢，还是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纳刚才所谈的新方案?前者指的是作为二十一条的产物，又被1918年9月中日换文再次认可了的中日条约，后者则明确日本只能得到中德条约中原定的经济权利，而不享有胶州租借地。我跳起来，告诉陆总长，劳合·乔治讲了些什么。我提醒陆，两种方案均无法接受。陆总长表示完全同意。
这时，威尔逊总统转而问克里孟梭是否有话要讲。克里孟梭说，他完全同意劳合·乔治刚才的发言。于是，我在和陆总长商量之后说道，劳合·乔治所提的问题使中国进退两难。这两种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于中国，也无助于世界和平事业。我又解释说，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山东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沿海省份。日本获得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威尔逊总统说，中国代表团或许愿意对他刚才就解决方案所说的话再作考虑，或许能够进一步理解到，该建议是目前情势下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我提出要求，希望得到威尔逊刚才所提方案的抄件以及“十人会”讨论、提出方案的会议记录。威尔逊总统听后便把脸转向劳合·乔治，劳合·乔治又把脸转向汉基将军。这时，汉基说，“十人会”会议记录是绝密的。
我便强调说，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重大问题，应该向中国代表团提供有关讨论内容和有关方案形成过程的全部记录。威尔逊总统说，他将和其他同僚对此予以考虑。他又提出，中国或许愿意花费一定时间来研究一下他刚才所说的话。
“十人会”的决定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深感失望。我们当时曾立即通过外交部将情况呈报总统和总理。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它可以先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经济权利直接攫取到手，然后再就归还租借地一事与中国谈判。换言之，1918年9月的换文以及二十一条受到了尊重，或者说，至少在1915年5月25日以二十一条为基础所签条约中的前几项有关山东的条款得到了承认。
时间已是4月末了。剩下的六、七周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力争得到“十人会”决定的文本全文，以便了解该方案的实质和范围。中国代表团费尽周折，总算说服美、英、法同意提供文本。最后在要我们绝对保密之后，终于得到该文本的抄件。美、英、法说，提供会议文件资料并非“十人会”的惯例，另有一些国家在“十人会”处理、裁定其要求之后也曾请求得到有关文本，但均遭拒绝。
两周之后，当我们看到文本全文时，我们的失望程度之大不亚于听取威尔逊总统口述那次。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继续努力，设法使方案能得到修改。从整个5月，一直到6月上旬，中国代表团都在全力以赴敦促修改方案。但是，和其它协约国的商谈也如同与美国的商谈一样，未能成功。当和会秘书长正忙于为德国全权代表签字作准备时，中国代表团由于发现方案绝无修改可能而深感失望。对于即将对德国代表宣布的和平条件，除其中与中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之外几乎毫无兴趣。
这些感兴趣的条款包括：废除战前的中德条约；归还义和团时期德国从北京掠去的天文仪器；当然也包括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于日本的条款，而且这一条款无疑是痛心之点。人所共知，对德宣布和平条件之后，和会便也行将结束了。因此，对于这一包括我们所反对的山东方案在内的和约应持何种态度，便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当务之急。我的态度自始就是：对山东问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
六、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
代表团未能全体参加关于最后表态的讨论。施肇基博士已返伦敦，颜惠庆博土和其他当顾问的公使也都各返其欧洲任所，只有那些剩下未走的人参加了讨论。陆总长当时正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也未能参加讨论。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未改初衷。在讨论是否应先提出保留再签字，以及如保留遭拒是否拒签等问题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对山东问题应坚持保留。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和我三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拒签。
6月28日，在凡尔赛会议即将召开最后会议对和约签字之前不久，由于陆总长不在，与法、美代表团打交道的任务便落到我的身上，与英国代表团打交道的则是施肇基博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使他们支持中国的保留态度。法国反对保留意见，而且态度最为强硬。法国人明确表示，法国肯定将拒绝支持中国代表团对山东条款所提出的任何保留。英国代表团也认为任何保留都行不通，他们和法国一样，反对保留的立场坚定不移。
与此相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则支持中国保留，而且包括蓝辛国务卿在内的几位成员还和我讨论了保留的条件。但是,蓝辛向我表明，无论条件如何措辞，只要威尔逊总统不同意，美国代表团便不能支持。此外，还有豪斯上校，他对我表示过，这种保留极难获准，因为这会为其它代表团也提出保留开路。豪斯的说法看来反映了威尔逊的意见，因为不久之后，美国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未对支持中国的保留采取任何行动。
和约签字前一天，即6月27日的下午，我会见了法国外长毕勋先生，谈了中国的最后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内；第二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后；第三种选择是由中国在预备会上作一声明，大意是中国虽然签字，但不接受山东条款，同时将此声明记录在案。这次谈话仅五分钟就戛然中止，因为毕勋强硬表示，任何声明，即使只是在会上宣读并不附于约后，也难以获准，这是由于这样做势必引起轰动。
和会的最后会议纯系签字仪式，中国如作此类声明，将与惯例相悖并在协约国内制造不和。法国如此断然拒绝，使力争保留毫无希望，剩下的事只是决定签字与否了。中国政府当时已决定签字，如有可能，则附以保留。陆总长对此似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陆总长当时已经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多日了。
七、中国不参加和约签字
6月27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我去圣·克卢德医院，在陆总长卧室内向陆报告全部情况。那时，和会对中国问题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而且，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他们急欲获知代表团的立场。为了应付他们，我亟待陆总长决策。当时国内公众团体以及某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们甚为焦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巴黎代表团应采取明确的爱国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我去见陆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向这位外交总长和代表团团长报告，尽管我曾向和会主动提出，保留意见不载于条约正文之内，而仅附于我们的签名之后，但仍未获准。此外，中国预备在会上作声明的建议也被毕勋先生拒绝。
我知道，北京政府和陆总长，还有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如颜惠庆博土，有这样一种意见：把中国摒于和会这一庞大组织之外是极为严重的事情。我也有此同感。然而另一方面，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怀着这一想法，我建议另作尝试——设法在和会上发表一口头声明。我把经过修改的口头声明稿交陆总长过目。陆和往常一样，毫不迟疑地签署了这一声明。我建议，为了不在和会上引起轰动，我们应该通知法国。于是，我便往见和会秘书长。我好不容易才和迪塔斯塔秘书长约定好于6月28日晨会晤。但是，迪塔斯塔在会晤中声称，发表声明，无法接受。我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绝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
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我于是去圣·克卢德向陆总长汇报。那是大清晨，彼时情景我记忆犹新。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八、中国决策的背景
对巴黎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6月28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直到6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就任新内阁外交总长的陆徵祥觉得如此重大事件不应由他个人决策，请总统和总理就签字一事给予明确训令。但北京政府却电谕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6日或是27日，陆总长再次电请北京给予特别训令。由于代表团所接训令一直为“签字”，所以陆为加强自身地位计，呈请北京务必作出拒签决策。到27日下午，事情已经一清二楚，甚至“将保留附于约后”也已注定无望。经将有关情况再次电呈北京，说明此种情势之下只有拒签为宜，望政府重新指示。发出此电之后，我们接到北京复电称，北京早些时候曾有电谕，而奇怪的是巴黎何故不曾收到。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
电报于6月28日下午到达，我想是三点钟左右，那已在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了。到那时候还来了电报，实可惊异。最后决定并未经全体代表和顾问们充分商议。实际上，在和代表团正式或非正式接触的人们中，许多人，即使仍在巴黎的人，已经不再活跃了。最后，他们都打算和巴黎的悲剧局面一刀两断了。
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人员也已不多。陆总长当时住在圣·克卢德，我和他倒是经常碰面。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和一名秘书长。驻巴黎公使胡惟德甚至都不常见到。6月28日那天早晨，我没有见到王正廷博士，不知他在何处。但是，如果需要去人到和会签字的话，那是应该由他和外交总长这前两名全权代表去。不允保留就不签字，无疑是代表团一致的意见。例如，施肇基博士，尽管他起初态度犹豫不定，但在赴伦敦之前，也表示了这一看法。
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立场和前此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出席和会导致必须披露中日密约，特别是那些于1918年战争结束前夕签订的密约。这些密约，政府对日本负有保密义务，未曾透露过。现在披露出来，便引起巨大的公愤。总的说来，中国公众认为这些密约完全有损于中国利益。南方军政府则认为，北京政府是为在财政及其它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以便使用武力镇压国内反对党，而蓄意采取这种与日签约的政策的。这种看法，似乎形成于安福系控制北京，握有北方政权，执行与日勾结，迁就日本愿望的政策那一时期。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之战。
读后记：《顾维钧回忆录》具有引人入胜的特点，恨不得一口气读完。我读这一段，体会到了徐世昌政府完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不愿作出决策，把拒签不拒签推给外交代表团，真是奇葩。外交代表团团长，借口生病住院，可能与他长期卖国有关，不好面对日本人，推给相对干净的顾维钧和王正廷，也是完全不负责任。这样的政府，真的，应该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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