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七月，丰岛海战马上就要打响。
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个中国人从朝鲜汉城脚底抹油，溜了。
为了不让日本人抓着，这人先是钻进了英国公使馆，后来化了妆，趁着天黑跑路。
大清自家的官船他都不敢坐，硬是挤上一艘英国商船，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这人正是袁世凯。
那年他三十五。
往前推十年，他在朝鲜可是被称为“监国”的狠角色，说是半岛上说话最算数的人也不为过。
就连日本驻朝公使见了他，都得低着头走。
可从“只手遮天”到“落荒而逃”，变脸就在一夜之间。
不少人觉得甲午战争是突然打起来的。
其实翻翻老黄历，这笔烂账早在十年前就记下了。
面对同一盘棋，两个路数完全不同的国家，算出来的步数那是天差地别。
咱们把日历翻回1884年12月，地点还是汉城。
那时候袁世凯是个二十六岁的愣头青，却碰上了要命的坎儿。
当年的朝鲜还管大清叫宗主国。
可日本人早惦记上了，鼓捣朝鲜的“开化党”搞事情，弄了个“甲申政变”。
叛军冲进宫里，把国王李熙给扣了，还要跟大清断绝关系。
这摆明了是个死局。
大清那边正跟法国人打得不可开交，给的命令死板得很：别在朝鲜惹祸，咱不能两头作战。
要是听话不动手，国王让日本人捏在手里，大清这扇“防盗门”就算让人拆了。
要是带兵硬闯，万一伤着国王，或者跟日本全面开片，他这个挂着虚衔的小官，脑袋搬家都算轻的。
咋整？
袁世凯心里跟明镜似的：等朝廷发话，黄花菜都凉了；找日本人磨嘴皮子，那是白费蜡。
唯一的活路，就是掀桌子不玩了。
这小子够狠，给那个捣鬼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递了个条子，装傻充愣说不知道日本人在搞鬼，借口是“保护国王”。
紧跟着，他就干了件跟年龄不沾边的事儿——带兵硬砸朝鲜王宫，在枪林弹雨里把国王给抢回来了。
日本人本以为清朝正忙着应付法国，肯定得当缩头乌龟，没成想让袁世凯这一记闷棍打蒙了。
政变才闹腾了三天就歇菜，那帮亲日的家伙跑得比兔子还快，日本公使也是灰头土脸地溜回了老家。
后来日本人自己都感慨：“袁世凯搞外交，那是真有一双铁腕啊。”
这一把，袁世凯押对了。
他不光保住了地盘，还入了李鸿章的法眼，以后在晚清官场算是站稳了。
可战术上赢漂亮了，往往让人看不见战略上的大窟窿。
袁世凯在前线拼刺刀，李鸿章在后方磨嘴皮。
这是中日高层的一场掰手腕。
当时这局其实挺有意思：朝鲜那边袁世凯赢了，南边镇南关清军也打了胜仗。
大清手里是有牌可打的。
可李鸿章的算盘打得太稳，甚至有点怂。
他不想同时惹翻法国和日本，只想把事儿平了。
俩人扯了半天皮，签了个《天津会议专条》。
里面有条看着不起眼、实则要命的规矩：以后朝鲜要是出大事，中日谁都能派兵，只要互相打个招呼就行。
这买卖当时看着挺公道——大家都撤，有事好商量。
说白了，这是大清外交上的超级大坑。
为啥？
因为这等于从法理上，把大清独家的“家长管教权”，变成了跟日本这个“邻居”共享的权利。
这张纸，就是给九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的那颗雷。
祸根通常都埋在看不见的地方。
1886年，条约签完第二年，北洋水师搞了一次大排场的串门。
“定远”、“镇远”四艘大船开进了日本长崎港。
那是中国近代海军最风光的时候，船坚炮利，看着挺吓人。
本来是想去给日本人“亮肌肉”的。
结果出了档子事，把两国的底裤都露出来了。
8月13号，水兵上岸找乐子，在风月场跟当地人打起来了，最后弄成几百人的大群架，两边都死了人。
这就是有名的“长崎事件”。
事发后，李鸿章的处理透着一股子“大度”。
先是硬邦邦地骂日本，回头又说这是“小孩打架”，最后两边互相赔点钱算完。
表面看是打个平手，清朝因为赔得少点还觉得自己赚了。
可有个传闻特别有意思：说是混战的时候，日本人趁乱摸走了清军的一本密码本。
这事是真是假不好说，但折射出来的现实挺扎心。
当清朝水兵在街头斗殴的时候，日本人在干嘛？
德国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见过两边的使节，他算了一卦：日本肯定赢，中国肯定输。
理由特简单：日本来的人到了欧洲，张嘴闭嘴问政治、问制度、问宪法，恨不得把国家地基都换了；中国来的人呢，除了几个明白人，大部分还在那儿瞎逛荡，只关心哪种大炮好使。
这就是“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根本上的岔路口。
清朝想的是“守成”。
李鸿章奏折里说得明白，建海军是为了“守住家门口”，只要别人不打我就烧高香了。
日本想的是“抢地盘”。
明治天皇怎么说的？
要“把国威扬到四面八方去”。
一个想着“别挨打”，一个琢磨“怎么打人”。
这种顶层脑回路的差别，决定了军队建设上的天壤之别。
日本搞出了现代化的参谋部，还有陆军省、海军省，玩义务兵役制；清朝海军看着吨位亚洲老大，骨子里还是旧军队那套。
那个“长崎事件”，不过是这场不对等比赛里的小插曲。
清朝盯着的是水兵打破了头，日本看见的是大清外强中干的内伤。
时间晃悠到1894年，那颗埋了九年的雷，终于炸了。
朝鲜闹起了“东学党起义”。
一帮信“东学道”的庄稼汉，受不了贪官和洋鬼子，揭竿造反。
起义军势头太猛，朝鲜国王李熙慌了神。
这时候，摆在朝鲜面前有两条路，都不好走：
靠自己，肯定干不过起义军，王位得丢。
找“大哥”大清帮忙，按1885年的条约，日本肯定也会借机插一脚。
朝鲜大臣闵泳骏跑去找袁世凯。
袁世凯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十年，“太上皇”当惯了，也没多想，张嘴就应：“朝鲜有难，我肯定管。”
朝鲜国王还是怕日本人掺和。
闵泳骏还劝国王：“袁世凯肯定有招，您把心放肚子里。”
这真是错得离谱。
他们高估了袁世凯的本事，也低估了日本人的胃口。
1894年6月，清政府按老规矩出兵。
几乎就在同时，日本跟打了鸡血似的，反应快得吓人。
日本外务省冷冰冰地回话：第一，朝鲜是不是你们属国，我们不认；第二，按条约，我们也出兵。
这回日本来的可不是几条破船，而是一个混成旅团，快四千号人。
都这时候了，清朝高层还在做“以夷制夷”的白日梦。
指望英国、俄国出来拉架，指望在谈判桌上把日本人劝回去。
可日本人压根没打算谈。
直接甩出一份硬邦邦的“绝交书”，赖着不走。
这时候汉城的局势立马翻盘。
日军卡住了路口，大炮直接顶到了袁世凯的脑门上。
只要一开火，袁世凯就是头号活靶子。
那个在1884年杀伐决断的袁世凯，这会儿发现手里没牌了。
制度烂了、外交法理输了、军事也没准备好，这全方位的崩盘，根本不是他一个人的“铁腕”能扛得住的。
为了保命，这位曾经的“监国”只能钻进英国使馆，最后灰溜溜地逃回国。
袁世凯跑了，但他身后的朝鲜，马上就要变成修罗场。
从1884年的政变，到1894年的逃亡，整整十年。
这十年，大清看着好像赢了不少面子：平了乱、震慑了长崎、保住了藩属名头。
可实际上，每一次看似精明的战术动作，都在给战略上的大崩盘添砖加瓦。
只想守着摊子过日子的人，注定连摊子都守不住。
风浪越大，输得越惨。
信息来源：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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