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9日凌晨，北京积水潭医院里灯光通明。87岁的程潜在一次意外摔伤并发肺部出血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已到。门外，是守候多日的夫人郭翼青和几位亲友，谁也没想到，这位从清末走来的戎马老人就此谢幕。噩耗传出，北京城里沉淀着一种难言的凝重——“该不该为他开追悼会”“该叫什么规格”竟成了必须请示才能定夺的难题。
消息在深夜送到中南海。周恩来批阅文件后，立刻给统战部回电：“追悼颂公，还要犹豫什么？按革命干部规格办理，征求何香凝和张文白先生意见，以昭郑重。”一锤定音，当夜生效。郭翼青听闻，总算放下心，却仍难掩疑惑。翌晚，周总理亲赴灵堂吊唁，她鼓足勇气问出心底的那句：“总理，程潜究竟算什么人？”话一出口，屋子里连呼吸都轻微了。周总理温言而笃定：“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他与共产党并肩多年，鞠躬尽瘁。你们的家庭，同样是革命的。”
这一问一答，把人们的思绪拉回二十年前的硝烟岁月。1949年8月4日，长沙天际刚泛鱼肚白，电报机的滴答声划破静夜——那是程潜、陈明仁等三十余名国民党将领联名发布的《通电起义宣言》。短短千余字，公开与蒋介石集团划清界限，呼吁西南西北各路军政长官“停止内战，回到人民一边”。不少军官连夜收拾行装，怕慢一步就错过了这班“南船北马”的末班车。湘江以北，林彪四野大军正列阵而来；洞庭湖畔，白崇禧的残部困兽犹斗。此刻的长沙，形同火山口。程潜心知凶险，却依旧在通电末尾写下“愿与全国人民共赴国运”八字，从此把后路彻底斩断。
他并非初出茅庐的热血小将，而是深谙政局的“老行家”。早在1911年武昌首义后，程潜就以湖南新军标统身份鼎力支持孙中山；北伐时期，坐镇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办公桌上常摆着孙中山遗像。可到了抗战胜利，国民党内派系倾轧加剧，“老人”们位置尴尬。1948年，程潜被推去角逐副总统，台北密室里自导自演出的选举闹剧，让他看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要的不过是一个摆设。
回乡执掌湖南后，他表面高呼“反共”，暗里却把反共委员会一笔勾销。族弟程星龄代表地下党向他缓缓劝说：“主张和平，顺乎民意，不可逆势。”一句点醒梦中人，但他仍担忧：万一李宗仁、白崇禧变卦，自己岂非腹背受敌？程星龄轻描淡写：“必要时，就投向中共，这有何难？”这番直白，恰击中要害。程潜决定试探，先写“起义备忘录”送往西柏坡。毛泽东阅后批示：“颂公态度可嘉，可重。”随即命四野在湘、鄂边布防，留出一道“迎宾大道”。
事情却并非一帆风顺。白崇禧手握十万残兵压进湖南，蒋介石又连发密令：“守长沙，堵江面。”20万银元、50挺机枪运抵省府，图以金钱弹药再绑一次人心。陈明仁接过手令，面无喜色地对来人说：“我们都是蒋校长的学生，只能见机行事。”暗号明确：嘴上尊奉，心里不跟。夜色里，他与程潜对坐灯下，决意通电起义。三天后，宣言广发，各路部队或观望、或倒戈，湘江防线土崩瓦解，解放军兵不血刃开进长沙。此前还嚷着“血战到底”的白崇禧，只得辗转西南，再无回生之力。
八月底，程潜北上。萧劲光亲率卫队护送，沿途“照顾一切”。9月4日傍晚，北平站月台人头攒动，毛泽东带着百余干部候车。车门刚开，他便伸手相迎：“颂公，别来无恙？”这一声“老上司”，让程潜的眼眶瞬间潮湿。一个是湖南青年军中列兵，一个是当年军事厅长，岁月回环，如今身份已颠倒。当天夜宴，中南海灯火映着酒盏，毛泽东自斟自饮，说的是“行舟半世，今日得并肩”，程潜举杯以答：“愿用余生补偿迟到。”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肩挑重，是党和国家干部编制里名副其实的“红色老人”。1952年北京春寒料峭，毛泽东在居所邀他用家宴。饭后两人散步至中南海，主席看见小船，随口提议“下水转转”。他执桨自划，劝程潜坐稳：“您年过古稀，是我的老领导，哪能劳您动手？”湖面波光漾起，岸上警卫屏息以待，那一刻，满城梨花开得正盛。
湖南省长的位置，程潜做了整整十二年。他不是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多次请求退休，“北上南下两头跑，恐误国事”。毛泽东婉拒，解释得朴素：“您不是巡抚，是中央的人，湖南放心您。”一句话点出信任，也揭示了他在新政权中的独特身份——既保留旧日资历，又以革命功勋列席核心。外界私下猜测“归降”“改选”“过渡人物”，都被事实一次次粉碎。
1968年的春寒并没有阻止死亡的脚步。程潜病危时，社会气氛紧绷，许多人担心他的“历史包袱”惹来风浪。周恩来的话，把尺子刻得清清楚楚：“革命元勋，革命家庭。”一句定论背后，是中共对历史、对承诺的履行——只要真心向人民，那把尺就不会轻易移动。
追悼会在4月12日举行。熊克武、卢汉、李宗仁、章士钊等相继到场，花圈挤满八宝山礼堂外廊。挽联写着“几经风雨终见晴”，笔势遒劲。有人感叹，若无68年的特殊背景，规格或许更高；但在那样的岁月，此情此景已属难得。周总理出现在灵堂时，郭翼青泪光中带着敬意，她终于明白，丈夫的选择赢得了一个铁骨柔情的评价：革命干部，无可置疑。
程潜一生跌宕：清末科举拔贡、辛亥起义将领、北伐名将、抗战殷勤、湖南起义功臣；既有旧军人血性，又能顺应大势。最难得的是，乱云飞渡之际，他仍懂得民心所向，冒险转舵，以一省兵政去换和平。有人说这叫骑墙；可历史往往只问是非，不问门户。湖南和平解放后，百姓免遭兵燹，粮仓未毁，城池无战火，无辜性命得以保存——这是明晃晃的功绩。立场可以摇摆，结果却无法抹煞。
他逝世的那年，正是新的时代风雨激荡之际。周总理的回答，不仅是对一位老人盖棺论定，更像一则提示：革命的队伍庞杂多元，凡实心向国向民，皆有其位。程潜于动荡中几起几落，终能“始终没有被打倒”，靠的不只是运气，也有识大体的抉择。郭翼青那句“究竟算什么人”，今日听来仍余音在耳，不过答案已镌刻在那场追悼会的挽联里——他是一名曾经错行、终究找回初心的老兵，一名站在人民一边的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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