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的南昌火车站，人群喧哗，站台尽头却格外静。身着粗布中山装的甘祖昌扶着栏杆，额头还有尚未痊愈的旧伤。他轻声告诉随行的卫生员：“回家种田，也算给自己放个长假。”那一年，他五十岁，头顶刚刚摘下象征荣誉的少将肩章，不过两年。
辞职报告递上去时，军委医务部门很意外：脑震荡后遗症可以静养，为何非得走？甘祖昌回答得直白——长期眩晕使他无法再带兵，留下来只会拖累工作。他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连续摸爬滚打三十年，受的伤不计其数，能活着已属幸运。既然身体不允许，不如回到江西莲花老家，和乡亲一起跟泥巴打交道。
到家第一件事，是把行军背囊锁进小木柜。家里人劝他把勋章挂出来，他摇头：“这些闪光的东西在战场上有用，在稻田里只会招蚊子。”于是，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几张井冈山纸币，就静静躺在铁盒里近三十年，直到他去世之后，家人才得以见到。
莲花县当时水利设施简陋，十年九旱。甘祖昌扛锄头下田，从量坡度到挑石块一样不落。很多人不相信那是“开国少将”，可他挽起裤腿插秧、挑担，上手比谁都麻利。1960年修沿背渠时，石方量大、资金不足，他把自己全部积蓄掏了出来。县档案馆留下的数字是八万五千多元，占他二十多年工资的七成。有人嘀咕：“傻不傻？”他笑：“治一亩地，乡亲们能多打几十斤稻，这买卖划算。”
多年后，多位水利专家考察莲花，惊讶于山地小县拥有上百公里灌渠。“哪位设计师主导？”他们问。村干部答：“甘祖昌将军，半张旧报纸画的草图。”专家们面面相觑——草图与实景误差不到半米。
时间来到1985年10月。秋雨连绵，甘祖昌咳嗽不断，浮肿明显。为了不惊动组织，他只让女儿去镇卫生所抓点草药。龚全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终于偷拨电话给县里。电话那端，县委副书记刘汉恩应声赶来，顺带把医院院长柯德刚带上。
“祖昌还是老脾气，生怕花国家一分钱。”刘汉恩一路上对柯院长说。果不其然，甘祖昌见到他们，只要求开几片利尿药就出院。柯院长无法，只得以“组织命令”作保，才让他住下。住院期间，省里主动调拨进口静脉药物，他得知后盯着医嘱直皱眉：“国家还没完全富起来，别让我当铺张的典型。”
医生调整方案，将可替代的国产药全部顶上。有意思的是，甘祖昌每天清点药盒，记录价格，最后竟算出“比原计划省下两百一十六元三角五分”。他拍了拍本子，半开玩笑：“留着修那条机耕路。”
病情并未好转。11月初，县里有人建议送他到上海专科医院疗养，他摆手：“海边风景确实好，可咱家乡四季有花，冬天也有茶花。”他心里清楚，转院意味着上万元的差旅和医药费用，他不愿意。
病房门外时常排起队。探望的多是农民，或提一篮红薯，或捧几把花生。门卫怕打扰休息，专门守着，但有些场景仍然让人动容。12月中旬，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拎着十个土鸡蛋，被拦住后落泪：“我没沾过甘将军的光，只想来看看好人。”甘祖昌得知后，硬撑着坐起，让老太太进门，说了八个字：“鸡蛋好，家里娃娃多。”
1986年3月28日凌晨，呼吸渐弱的甘祖昌让龚全珍俯身过来：“下次领工资，再买些化肥，挑给贫困户。”声音低，却清晰。龚全珍含泪点头。这句话成了他在世留下的最后嘱托。
七天后，他安葬在沿背村的一座小山坡上，周围是几十亩由他亲自设计灌溉的梯田。葬礼当天下着小雨，水渠里哗哗作响，仿佛在替主人送行。村民们自发站成两排，没有奏乐，没有礼炮，只有雨声。
有人统计，甘祖昌回乡二十九年，主持修渠15条、桥梁9座、机耕路18公里，捐款八万余元，自掏药费五千多。他一直是农民，也一直是将军。辞去军衔，他守护的是家乡的稻谷；离世之前，他惦记的还是那些还没等到化肥的贫困户。握枪时保家卫国，执锄时滋养乡土，角色在变，初心未改，这便是甘祖昌一生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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