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上海刚刚解放，街上红旗一片，第三野战军20军参谋处长蔡群帆，忙完手头的军务，只惦记着一件事——回家看看那个他已经九年没见的老人。
他一路从部队驻地往老弄堂赶，脚步比打仗冲锋还快，可当他站在那扇熟得不能再熟的门前，手在半空里愣了好一会儿。
门上了一层锈，锁都花了，院里透出来的不是菜香和洗衣水声，而是一片死寂。
母亲不见了。
这个一辈子打硬仗的三野参谋长，第一次感到脚底打飘，他不是不知道战火有多狠，他亲手送过多少人上战场，就有多少母亲、妻子在后方守着空床板过日子，他出门那年，家里条件已经不好了，上海又被日本鬼子占着……各种最坏的念头，一下子都涌了上来。
挨家挨户打听，街坊要么搬空了，要么只剩下几个说不清楚情况的老住户，有人说，早几年日本鬼子搜捕“新四军家属”，附近不少人被抓走，也有人托关系躲去了乡下，谁也说不准他娘到底是走了、躲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蔡群帆站在荒草一人多高的小院里，眼睛都发酸。他当年离家时，母亲还在院子里踮着脚晾衣服，衣服一甩，肥皂泡子都能飞到他头上，如今院子连晾衣杆都倒了。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这边跑南闯北、枪林弹雨九年，另一头，那位被他放在心里最柔软位置上的老太太，其实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参战”，甚至成了四野后方的一名连级干部。
这个故事，要从头说起。
蔡群帆是宁波人，小时候家境还算殷实，母亲杨凤珠是典型“大家闺秀”容貌好、家教严，走在宁波城里，谁家女儿提起来都得拿她做个参照，按原本轨迹，她应该是被父母择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那种。
偏偏后来家道中落，上海开埠，旧式大户人家一夜之间不吃香了，她嫁了人，跟着丈夫一路折腾到上海，男人在工厂里卖命，她在家里一边照料家务，一边帮人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也没什么惊天动地，就是那种典型“旧上海普通小市民”的过日子方法。
好不容易日子刚有点起色，丈夫病倒了，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紧接着，大儿子也没扛住病，跟着去了，短短几年，家里从四口变两口，只剩她和小儿子蔡群帆。
一般人，可能从这儿就彻底被生活打趴下了，劝她改嫁的人不少，有好心有看热闹的，她一句话回绝：“我有儿子，我把他养大，就不算一个人。”
为了那点学费，杨凤珠吃穿都抠到极致，豆腐要掰着卖，肉隔着玻璃看看就行，自己衣服缝了又缝，鞋底打了又打，但给儿子的书、学费，她从来不拖。
蔡群帆也争气，在上海最好的学校里成绩一直拔尖，但他赶上了一个乱世，面对国难，他从教室走到了街头，游行、示威、写标语，他都冲在前面，后来，学校顶不住压力，把他开除了。
开除那天，他攥着那张纸，回家路上走得比平时打雷还慢，进门一句话没说，把纸放在桌上，等着母亲暴怒、掉眼泪、骂他不懂事。
结果杨凤珠听完前因后果，只沉默了一阵，抬头时眼圈是红的，但不是失望那种红。
“群帆，你做得对，男人，总要为国家担起点事。”
有句老话说得俗：有怎样的娘，就有怎样的儿子，很多人后来只看到蔡群帆抗战、打解放、当参谋长，却忽略了他背后那个撑着家、撑着他“三观”的女人。
被学校开除后，他去上海法租界当翻译，明面上是洋行里翻译文件、端茶倒水的的小职员，暗地里帮党组织传消息，他外语好、脑子灵，又吃得了这个苦，很快就被发展进了党。
1938年入党后，组织把他派到浦东，干的活就不只是“打打杂”了，而是浦东工委委员兼书记，到1941年日军大举进犯浙东那会儿，他已经成了在会稽山一带拉起抗日武装、搞敌后根据地的带头人。
会稽山那片山，今天去是景区，当年是真刀真枪，日军“扫荡”，村子一把火烧过去，百姓逃得连鞋都顾不上穿，他带一二百号人钻进山里，当游击队，从偷袭据点，到截击小股日军，什么硬仗都得接，后来不仅打鬼子，还打国民党那帮顽固派和地方武装，几千上万敌人围剿，他急行军几百里赶到前线，鞋底磨穿、脚上全是血泡，硬是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站稳了浙东。
抗战胜了，他那支队伍又编入了三野，转头就上了解放战争这条线，淮海、渡江，一路往南，他不断往前冲，军职也一路往上提，最后当到了20军的参谋处长，战场上万人生死一念之间，他是大脑，是那种别人看着“铁血”的人。
可是最亲的人在哪里，他一点谱也没有。
而另一边，他以为等着他的那个女人，其实早在他前脚离开不久，就被卷进战火中心。
上海被日军占领后，为了镇压抗日力量，鬼子专门收集“新四军干部家属”的名单，身为新四军骨干的母亲，她在名单上是“重点对象”。
就在她左右为难、不知道是躲、是逃、还是硬扛的时候，一个老乡敲开了她家的门。
那是蔡群帆以前的学友，平时看着也就是个读书人，真实身份却是地下党，他奉命来接转革命家属，杨凤珠在名单上，必须尽快转移。
那一夜，她拿了两件换洗衣服，一点积蓄，把破旧院门拉上，真正意义上地离开了“家”没人知道，这一走，她不仅没躲去乡下养老，反而走向了另一段“战斗人生”。
他们先被辗转送到山东根据地，组织本来意思很简单：这老太太年纪不小了，战士前线流血，就让家属在后方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她一看后方的被服厂，整间屋密密麻麻都是年轻姑娘低着头赶工、给前线做军装，她那双干了一辈子针线活的手，开始痒。
“我也能干。”她对身边人说。
没人拦她，她就找块破布坐下，拿起针线，裁布、缝合、纳补，她做得又快又好，很快就成了被服厂里的“技术能手”有破棉衣，别人嫌麻烦，她拿过去一针一线补，补完看着跟新的似的，谁家战士衣服打了补丁，她还要帮忙再扎扎口子，生怕漏风。
抗战节奏越来越紧，她也跟着部队往东北去了，那时候的东北，天冷、条件苦，被服更是硬需求，她这个针线能手，又能吃苦、不挑活，很快就在后勤系统里被推成了骨干，正式任命了职务——被服厂连级干部。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当了四野系统里的“连干部”年轻战士口音各地的都有，叫她“杨连长”的也有，但更多时候喊“杨妈妈”她给生病的女工熬姜汤，给受冻的战士多加一块棉花，自己身上那件棉袄却补了又补，舍不得换。
别人眼里，她就是个一直守在缝纫机旁边的老妈妈，只有她自己知道，每缝一件军装，心里都在默念一句：“群帆你要还活着，也许能穿上这样的衣服。”
1949年，上海解放的消息传到东北后方，被服厂里一下沸腾了，有人欢呼胜利，有人往外跑着报喜，她却一句话都没说，第二天一早就去找领导申请：“我想请个假，去趟上海。”
她兜里揣着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蔡群帆年轻时的样子，一路从东北坐车往南，路上逢人就问：“你们部队里，有没有叫蔡群帆的？新四军出来的。”
那时候信息哪有今天这样流通，一个名字要从几十万人的队伍里抠出来，很难，她好几次都被晃过去了，最后有人提醒她：“去军管会问问，陈毅市长也在那。”
于是，一个头发花白、穿着军装却怎么看怎么像普通农村老妪的女人，出现在了上海市军管会的大门口，门口值班的战士一开始以为她是来要粮要布的，听她磕磕绊绊说自己是新四军家属、在四野被服厂干活、现在要找当参谋长的儿子，赶紧往里报。
陈毅见着她，先是愣了一下，听完故事后直接拍板：“老大嫂，放心，我们帮你查！”
档案一卷一卷翻，人员名单一页一页对，终于，在三野20军那栏里，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出来——蔡群帆，参谋处长。
确认无误后，电话打到了部队那头，有人喊他：“蔡参谋长，军管会找你，有紧急情况”他还以为又是任务，接起电话，听到的却是一个沙哑得有点陌生，但每一个字都能刺到他心里的声音——“群帆，是我，是你娘。”
那一瞬间，这个在枪声里都不带眨眼的老兵，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喉咙像被人死死掐住，等他反应过来，已经顾不上什么组织程序，直接往军管会那边冲。
陈毅办公室的门被一下推开，里面的人都愣住了，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瘦小的、佝偻的身影——比记忆里矮了，背也更驼了，可那是他从小看到大的侧脸。
他没说话，也来不及说话，几步跨过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死死抱住那双粗糙的腿，埋头就哭。
“娘……儿子不孝，这么多年没陪您。”
杨凤珠手抖得厉害，又急着把他扶起来，一边摸他的脸，一边自己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好，你还活着就好，娘就知道，你不会没了的。”
等两人情绪慢慢缓过来，蔡群帆才注意到，母亲身上穿的不是旧式长衫，而是一身旧军装，肩上还规规矩矩地别着连级干部的标志。
“您怎么……也穿上了这个？”
杨凤珠笑了，笑里有疲惫，也有一种说不清的自豪，她断断续续把这九年的经历讲了一遍：上海被搜捕、地下党转移、山东根据地、东北被服厂，一天十几小时做军装、带队、评先进……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个当年被封建礼教养大的大家闺秀，早就变成了在后方“领兵”的女干部。
对蔡群帆来说，这既是天大的惊喜，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补齐”原来这九年，不只是他在前线打仗，母亲也没在家里干等，而是在另一条战线，做着同样危险、同样重要的事。
回头看这段经历，你会发现，那一代人身上的共性特别明显：不大会讲什么豪言壮语，但真到了家国要紧的时候，都是往前站、往上扛的。
有人扛枪在前线，有人拿针在后方；有人名字出现在史书的将帅名录里，有人只是在老档案里被标记成“××被服厂连级干部”，但他们加起来，才撑出一个国家的命运转折。
所以，等到上海那条老弄堂重新热闹起来的时候，路人很难想到：有那么几年，这条弄堂里走出去的是一个三野参谋长，还有一个四野连长，一个在电台里下命令，一个在缝纫机前吭哧吭哧地踩踏板。
九年后母子重逢，说到底，就是两个在不同战场上并肩作战的人，终于在同一座解放了的城市里，确认彼此都还活着，至于之后的日子，他们过得平不平淡，反倒没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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