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中的元代社会图景
文/朱立河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关于普通驿卒的记载向来寥若晨星。他们如同历史长河里无声的沙砾，虽肩负着王朝信息传递、物资转运的重任，却始终游离于正史的书写视野之外，鲜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姓名与生命轨迹。
正因如此，元代名臣张养浩所撰《驿卒佟锁住传》更显弥足珍贵。这篇不足千字的传记，以微观叙事的方式，详实记录了普通驿卒佟锁住被拐卖、为奴、逃亡、获救的传奇人生，不仅为后世留存了一段可感可知的底层生命记忆；更如同一扇洞开的窗口，让我们得以穿透宏大的王朝叙事，窥见元代驿站制度（站赤）的运作肌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以及一位儒家官员对民生疾苦的深切悲悯与对社会治理的深刻反思。作为一篇跨越阶层书写的传记文献，《驿卒佟锁住传》[1]不仅是对一位“小人物”的深情追忆，更是对元代国家治理、民族政策与社会结构的一次精准叩问，其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在七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生辉。
一、 张养浩：心怀苍生的儒臣底色与立传动因
要理解《驿卒佟锁住传》的深层内涵，必先读懂其作者张养浩的精神世界。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章丘人，是元代少有的集政治家、文学家、儒学大家于一身的名士[2]。他出身贫寒，家徒四壁的成长境遇，让他自幼便对底层百姓的疾苦有着天然的体察与共情，而“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的勤学特质，又让他得以浸润儒家经典，将民本思想深深镌刻进价值观体系之中。《元史》列传·卷第六十二·《张养浩传》载，他二十岁便因德才兼备被举为东平学正，由此步入仕途，后凭借卓越才干被荐入京，历任礼部令史、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职，终以陕西行台中丞之职殉职于任上，逝后追封滨国公，谥号“文忠”，这份殊荣既是对其仕途功绩的肯定，更是对其人格品行的推崇[3]。
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是张养浩仕途生涯的鲜明标签。在朝期间，他始终以儒家“士大夫”的担当为准则，不惧权贵、针砭时弊。他曾上书坚决反对设立尚书省，严厉批评变法乱政对民生的扰动；武宗时期，更在祭祀大典上公开指斥“代祀非人，故天示之大变”，直言不讳的态度触怒了当权者，却也彰显了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儒者风骨。而这份风骨背后，是他根深蒂固的民本理念。他曾明确提出：“国有饥民，则人主不恤；国有冻民，则人主不哀”，主张恢复古代“五家为比，五比为闾”的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完善的基层组织让百姓“相睦相保”，从根源上缓解民生困境。
张养浩的民本思想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实践中得到了极致践行。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地区爆发特大旱灾，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彼时已辞官归乡的张养浩，接到朝廷征召后即刻“登车就道”，临行前散尽家财，将全部积蓄用于赈济灾民。抵达关中后，他以身作则，“遇饿即赈，遇死即葬”，白天奔波于灾区一线安抚百姓、调配物资，夜晚则焚香祷告、反思吏治，终因积劳成疾，在任上殉职。消息传开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这份发自底层百姓的哀悼，远比朝堂的追封更能印证其仁政的分量。除了仕途功绩，张养浩的文学成就亦影响深远，其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4]”的慨叹，道尽了对底层民众的悲悯，而《三事忠告》[5]则成为后世官箴典范，凝聚着他的治国理念与为官准则。
张养浩为驿卒佟锁住立传，绝非偶然的善举，而是其儒臣理念与人文关怀的必然体现。延祐四年（1317年），时任朝官的张养浩途经驿站时，偶遇了被拐卖多年、刚刚脱困的佟锁住。当听闻这位少年从江南故土被掠至北方边疆，历经为奴、逃亡的种种苦难后，张养浩感同身受——这份对底层生命的尊重，让他不仅安排官府为佟锁住提供衣粮、护送其返乡，更决定将这段经历记录成文，“为传其事，併及古者安民之法”[6]。在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元代，一位位列朝堂的名臣，主动为身份卑微的驿卒立传，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书写。他希望通过这一个案，让“当路者得以上闻，或於治理有裨万一[7]”，将个人善行升华为对社会治理失效的批判与对制度完善的呼吁，这份超越个人悲悯的政治担当，正是其儒臣底色的最佳诠释。
二、 《驿卒佟锁住传》文本解读：一个人的流离与时代的印记
《驿卒佟锁住传》以简洁凝练的文字，构建了一个底层少年的生命轨迹，而这份个体叙事的背后，恰恰折射出元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传记开篇即直击痛点，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悸的社会图景：“间岁京师编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为奸民所攘匿，或女胁为婢，子压为奴，不然则载之还徼殊域，若辽海，若朔漠，易羊马牛驼以规赢人。”张养浩以史家的严谨与文人的悲悯，指出在天子脚下的京畿重地，人口贩卖竟如此猖獗，而这类犯罪“幸而败者常少”，多数被拐者最终“死生不相闻”，骨肉离散成为常态。这段描述并非文学夸张，而是元代社会现实的真实投射，为佟锁住的个人遭遇铺垫了宏大的时代背景。
佟锁住的人生遭遇，正是这一猖獗现象的典型缩影。他本是江西泰和人，一个生于江南农耕家庭的普通少年，七岁时在乡间玩耍时，被过路骑兵强行掠走，从此开启了颠沛流离的生涯。传记中“凡渡水三，逾岭不知其几，而至兴和（今河北张北）”的记载，看似简单的地理线索，却暗藏着元代人口贩卖网络的庞大与残酷——从温暖湿润的江南，到寒冷干燥的北方边疆，跨越半个中国的路程，不仅是空间的转换，更是从自由民到奴隶的身份坠落。这段路程中，佟锁住与家人彻底失联，被剥夺了姓名与故土，沦为被贩卖的“商品”，而这种命运，并非他独有。
抵达兴和后，佟锁住被卖给当地一个刘姓人家为奴，主人为他改名为“察罕”——这一蒙古语中“白色”的称谓，看似是身份的赋予，实则是对其汉人身份的强制消解，是元代族群等级制度在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成为奴隶后，佟锁住的生活陷入绝境：主人仅给他一件皮衣、二千余头羊，便命其独自在漠南草原牧放，还严厉告诫，若羊群有任何损失，“必汝挞”。对于一个自幼生长在江南农耕环境的少年而言，漠南草原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残酷的：“所过皆赑山，无城郭居民，少阴即风雪不可前。人以群畜多寡为富贫，所衣皆皮毳，所食唯酩及胾，无菽粟币帛，以氊为屋状而居。”张养浩以极简的文字，不仅描绘出游牧经济与农耕文明的鲜明差异，更凸显了佟锁住所处的生存困境——寒冷的气候、匮乏的物资、严苛的责罚，以及远离故土的精神孤寂。
值得注意的是，佟锁住并非个例，传记中“闻同牧者十数辈，皆中国良家子，为奸民所贩至此”的细节，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元代，汉族良家子弟被贩卖到边疆为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这些少年来自不同地域，却有着相似的遭遇，他们被迫远离故土、沦为奴隶，在陌生的草原上挣扎求生。也正因如此，佟锁住才能在绝望中找到一丝慰藉，自我宽慰道：“避乡井，去父母亲戚，阴沉殊域，奴庸于人，非我独也。”这份自我慰藉，既是对现实的无奈妥协，更反衬出元代底层民众在强权与恶势力面前的渺小与无助。
十六岁那年，一场意外成为佟锁住命运的转折点。因羊群被牛群踩死，他深知主人的严苛，恐惧之下决定逃亡南归。这场逃亡之路充满艰辛，他“日百里，数日二百或三百，惟南其嚮”，始终以南方为方向，凭借着对故土的执念，在草原与荒野中穿行。途中，他只能以野生植物充饥，偶尔向游牧民求宿，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途中遇到朝廷使者，被带到驿站安置。正是在这个连接王朝交通网络的驿站里，佟锁住遇到了张养浩，他的命运也由此迎来转机。从被掠、为奴到逃亡、获救，佟锁住的个人轨迹，如同一条丝线，串联起元代人口贩卖、族群关系、边疆生态等多重社会议题，让宏大的时代背景变得具体而可感。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1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第532-533页
[2] 《济南名士多——济南历史人物选传》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第322页
[3] 《二十四史——元史（简字本）》明·宋濂等，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2000年版 第2734-2735页
[4]《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全元散曲选释> 李长路编注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版 第105页
[5] 《三事忠告 文白对照版》 （元）张养浩著；中共济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济南市监察委员会组织编写
2022（内部版）
[6]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1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第532-533页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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