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3741
“如果你是个男孩，就不会有弟弟了。”
这句来自长辈无心却刺耳的话，像一根刺，扎在唐敏（化名）心里二十多年。
作为自闭症孩子的姐姐，她从小就被默认懂事，被默认能扛事，也被默认将来要为弟弟的人生兜底。
她会在弟弟情绪失控时，把他拉回房间；会在父母和弟弟冲突时，在中间调停；但也会在自己委屈到不行的时候，躲进弟弟的房间——因为在弟弟面前，她不用解释，也不用假装坚强。
她爱弟弟，愿意照顾他，即使她将这形容为一种“自我驯化”。
但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往外走，她想去更广阔的世界，也想保护自己的空间不被侵占。
爱与自由，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文 | Kido
编辑 | Zoey_hmm
图 | 网络
姐姐的课题
从小到大，亲戚们常常以“弟弟有你这个姐姐真有福气”作为对唐敏的褒奖，“我能理解。”
唐敏说，“自闭症孩子有直系亲属，而且对他很好，家长就能更安心，不管怎么样都有人可以托底的。”
她话锋一转，“但没有人站在姐姐的角度上，好像所有人都默认我是他的陪衬”。
不过，她早早就接受了这个设定，“似乎是从小的自我驯化。”
她也曾怨恨过弟弟。“小时候弟弟把我的作业弄坏了，我嚎啕大哭，”她回忆道，“对一个好学生来说，作业就是我的全部。”
弟弟捣乱时，她试着摆出姐姐的姿态教导他，有时候忍不住了，也会上手打他几下。
年纪再大些，在弟弟和妈妈爆发冲突时，她对弟弟更多的是心疼，并主动当起“和事佬”。“我会把他们两个分开，把弟弟拉到他自己的房间，让他（大喊或者锤墙）发泄他的情绪”。
她明白，如果她不去调解，母子俩就只能持续互相消耗。
委屈难过时，她也会躲进弟弟的房间，在弟弟面前，她可以不用伪装，弟弟不懂她的情绪——这反而让他成为了可靠的倾听者。
虽然也不会安慰她，但他能提供她所需要的无声陪伴：“告诉他抱抱你，他就能安静地抱你。”
在原生家庭里，唐敏很早就学会了如何照顾别人。这种能力，也被她带进了职场。“我比较会安排行程，”她自嘲道，“因为以前我爸妈就会甩手给我，让我来安排我们一家人的行程”。
和领导同事出差，她永远是那个订车、订酒店，规划好一切的人。这种“过度操心”的习惯，让她总会为别人考虑很多，甚至“把别人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
硕士期间，她的毕业论文是自闭症家庭社会支持的选题，这个灵感，来源于自己一家的生活。
由于自己就在自闭症圈子内，她很容易接触到一些访谈对象，论文写得很顺利。通过研究，她发现自闭症家属最需要的就是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
在论文之外，那些自闭症人士手足的声音更能让她共鸣。
“我和（自闭症人士的）姐姐和哥哥都聊过，”她说，“哥哥往往可以不管，而姐姐们总是承担更多的照护责任。”她还发现，在庞大的家庭支持体系讨论中，“对兄弟姐妹的关注是完全不够的。”
“她们更容易被忽视。”她说，许多自闭症孩子的手足像她一样，被默认为“陪衬”，她们的感受和需求，无人问津。
接受责任，不代表没有冲突。这些年，唐敏一直在“爱弟弟”和“做自己”之间寻找平衡。“我想做自己，也不想因为他来改变我的人生”。
在她的家族里，尤其是老人那一辈，对男孩的偏爱毫不掩饰。她很小的时候，家里人曾直接说，“如果你是个男孩的话，就不用生弟弟了。”
因此，唐敏从小就很要强，“拿到好成绩，就证明自己不比男孩子差。” 她一直觉得，自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他们才会比较满意。
高考失利后，唐敏没有考虑省内可报的更好的学校，而是毅然选择了外省大学，“我就是要去外面”。
她知道，在疫情期间，家里不会支持她出国，她就努力考研去更好的学校，再争取到了奖学金出国留学，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往“外面”的路。“外面”，是她唯一的方向。
毕业后，父母一直希望她回家乡工作——最好是考本地的公务员。家庭群里时不时转发着考公信息，父母总是劝她考虑考虑。唐敏态度很明确，“我说有什么好考虑的。”
她很清楚，父母希望她留在身边，主要是想让她照顾弟弟，但她抗拒这种“绑架”。她选择去外地上大学，考研，出国，再到离家2000多公里的城市工作，每个阶段都在与家里拉开距离。
“这么多年我不断往外走，已经没办法听他们的话待在他们身边，他们可能怕我越飞越远。”
也许是害怕女儿不受管控，有时候妈妈会否定她的成就，“她说读书不好才能一直留在父母身边。” 妈妈甚至觉得弟弟这样也挺好，可以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唐敏清楚，妈妈也是被传统观念塑造的“受害者”，但如今，她似乎已成为坚定的维护者。唐敏能做的只有救自己。
“自救”的第一步就是保持物理距离。她坦言，只有当自己和家人相隔较远时，她才真正拥有安全感。
如今唐敏在外地干着一份尽管常让她恼火、但薪酬可观的工作。每天下班后，回到妈妈称为“宿舍”的出租屋里，她才真正放松下来。
她从不认为她的出租屋只是一间“宿舍”，“我能完全说了算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不用在他们之间周旋。”
在老家，只有家人各自回房间，弟弟睡着后，夜深人静了，她才有专属于自己的时刻。
亲密，但不依附
就像照顾弟弟、调解家庭矛盾一样，生活里的唐敏几乎是本能地站在“照顾者”的位置上。
这种习惯，也体现在她的亲密关系里。
“我会很包容，”唐敏这样形容自己，“什么都能理解、什么都能接受。”这种包容，并不是讨好式的付出，而是一种长期照顾他人形成的惯性。
在恋爱中，她并不回避弟弟的情况。在如实告知后，对方的反应往往出奇地一致——没有抗拒，更多是心疼。她说，自己选择伴侣一向谨慎，“都是认真考察过的”，所以并不担心对方无法接受。
与此同时，唐敏依旧保持着高度独立：允许自己在情感上依赖伴侣，分享心情、获得情绪上的支持；可在行动层面，她几乎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
她谈过的几段恋爱几乎都是异地，“没什么好依赖的”。
唐敏举例说，自己曾做过肠胃镜检查，这项需要全麻、按规定必须有人陪同的检查，她拒绝了想来陪护的妈妈，也没麻烦朋友，而是在美团购买了陪诊服务。
这是她习惯的做法：能自己解决的事，就不麻烦别人。这种独立，也延伸到了唐敏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上。
唐敏对婚姻有着强烈的质疑。“我觉得很难。”即便对象本身并不介意弟弟的情况，她依然清楚，一旦走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家庭的态度，往往是一道难以跨过的关。
相比婚姻，唐敏对生育的抗拒更为明确。“如果我生出一个自闭症，我觉得我不会做得比我妈更好。”
弟弟的出生，让她很早就明白：产检合格，并不等于孩子一定健康；而一个特殊孩子，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一生。
在原生家庭中，她依然会受到情绪的牵动，但唐敏也在学习把注意力慢慢收回到自己身上。工作之后，她通过独处来“滋养自己”，也在亲密关系中，探索着情绪更平和的相处方式。
她很少为未来做长远规划，“想了也没用。”她唯一笃定的，是要守住那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空间和自由，不再轻易让它们被侵占。
至于弟弟，唐敏依旧割舍不下。“我其实愿意把弟弟带在我身边，”她说，“不过家里肯定不同意。”
虽然不去想太远的将来，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要带着弟弟生活，唐敏想，自己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唐敏的故事，是许多特殊人士“同胞手足”的缩影，她的清醒与担当令人感动，但她的“甘心接受”，不是无可奈何的认命，唐敏之所以做好了带弟弟生活的准备，是因为：
第一，唐敏没有在家乡互相消耗，而是通过上学和工作建立了物理屏障，保护了自己的能量；
第二，唐敏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这让她对未来的“兜底”更有底气，而不是单纯的自我牺牲。
作为特殊人士的手足，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关于“爱与自由”的挣扎？自闭症孩子的父母老去，兄弟姐妹有义务照顾TA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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