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天刚蒙亮，初冬的兰州车站被薄雾包住。警卫连的身影在站台两侧游走，等候着正在甘肃前线调研的林彪。列车一停，林彪迈下车厢，目光顺着欢迎的人群一扫，忽然定在一位身材魁梧、军装上却见不出番号的中年将领身上。将领正帮战士搬运木箱，帽檐被寒风吹得歪到一边。林彪愣了两秒，随即快步迎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老李，你怎么在这儿？”那人抬头，正是昔日第四纵队的参谋长李福泽。旁人只见林彪神色罕有的放松，眉眼间透着惊喜。
那一瞬，车站上的热闹声仿佛静了。李福泽微微立正，略带尴尬地答：“首长，保密任务，不便多说。”说罢咧嘴一笑，掩不住吹裂的嘴唇。直到此刻，许多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位常年隐姓埋名扎根西北的大个子少将，竟是当年辽沈战役的救火队长。
说起李福泽，为何会从海风猎猎的青岛转到风沙漫天的酒泉，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曲折。1958年，中央决定在西北大漠建立导弹试验基地，选帅之际，孙继先点名要李福泽。可李福泽并不买账，他自小看海，心里装的全是军舰和大炮，对天上的火箭兴趣寥寥。调令连发三道，他犹豫不行。直到同年秋，肖华飞到广州军区，当面劈头一句：“服从命令，别磨蹭！”才把他半推半拽地送上北去的专列。就这样，这位沙场老兵成了“玩火箭的人”。多年后，同行回忆起此事，笑称“把一个海里翻浪的水兵，扔到戈壁种地”，却恰是中国航天史上最妙的安排。
初到戈壁，条件艰苦到超出想象。帐篷被风卷走，食堂三天两头没青菜，夜里零下三十度，油灯都点不着。李福泽拉着几位团职干部在沙丘顶上一坐：“谁家还有蔬菜种子？全掏出来！”于是开荒、引水、修渠，枪杆子里长出菠菜萝卜。也有人嘀咕：堂堂少将，跑来当农场主？李福泽只抬一抬眉毛：“卫星不上天，官再大顶啥用？”一句话把旁人噎得哑口无言。半年后，试验场不但自己吃上了新鲜蔬菜，还能分些给周边牧民，这才缓解了紧张局面。
李福泽的嘴上虽硬，心思却细。基地里有几十名苏联专家，技术闭口不谈是常态。他琢磨一个法子：请人吃饭。白酒兑温水，炒个土豆丝，也得凑出一桌子。喝到兴头，他就装作懵懂请教，“同志，这行距怎么算？这线圈该绕几匝？”苏专家酒酣耳热，三言两语便吐出门道。时间不长，李福泽的小本子密密麻麻记满了俄语术语，连译员看了都咋舌。遗憾的是，酒精和戈壁的风沙联手，把他的肝脏拖垮，医生多次劝戒，他抬手就是一句：“等弹上天了再说。”
对外界而言，李福泽仿佛突然从舞台消失。其实，他的履历比谁都扎实。1914年出生于山东昌邑火道村，家里是开洋行的大户人家。复旦、暨大（当时称大厦大学）两所名校换着读，身边同窗谈的是汇率股价，他却盯着时局。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他回乡招了百余青年，号称“民抗救国先锋队”，自掏腰包买来几十条步枪。9月，他到延安陕北公学深造，一个月后便申请入党。组织给的第一条任务是“回去拉队伍”。之后的淄河反顽、蒙阴攻城、以及1940年山东纵队与顽军血拼，这位大学生团长次次顶在最前面。《大众日报》曾评价：丝窝伏击战是“华东战场的教科书”。
1945年秋，他随山东主力进东北，从鞍山硬啃到本溪。辽沈战役塔山阻击，其作战方案多出自他手。41军入关后顺手端掉国民党第13军，又在衡宝战役押着白崇禧猛打。1950年授予副军级，1955年评少将，胸前那排勋章份量不轻。抗美援朝时他没去前线，原因是被抽调回中南剿匪，一招一式依旧老辣。
但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李福泽最硬的一回脾气发生在1966年。那年“四大”浪潮刮到酒泉，外来工作组要求干部群众辩论“导弹重要还是大字报重要”。李福泽连帽檐都懒得扶正，扔下一句：“卫星打不上去，什么都是瞎扯！”说完转身就去发射塔。结果，中央很快同意基地暂停运动，只保留小范围座谈。这件事在内部广为流传，后来被视作“保卫两弹一星科研秩序的硬汉之举”。
1978年，李福泽卸下指挥棒。16年的风餐露宿，让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当年他曾含泪下令，把专供基地的粮车全部分给沿线灾民；也曾在发射场高烧四十度，仍拄拐巡视每个工作井。他终生没有回过老家火道村，只在信里对弟弟写过一句：“家里若有人问起，就说我在西北种树。”
再把目光拉回那个冬日的兰州站。林彪听完汇报，拍拍李福泽的臂膀：“你是个大学生，这份差事合你。”随后转身登车，列车汽笛长鸣，消失在关山尽头。人群散去，李福泽拎起工具箱，钻进迎接他的吉普车，直奔戈壁。车窗外，黄河水拍岸，一层薄冰正悄悄结起。无人知道，他心里盘算的，是下一枚导弹的发射流程。
后来，当东方红一号在1970年4月24日成功入轨时，新闻稿上只有冰冷的数字，未见“火箭司令”三个字。然而在酒泉，夜色与星光交汇处，人们记得李福泽曾说：“国家把我们派到这儿，不是为了让名字上报纸，而是为了把中国的天撑起来。”这话，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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