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12日清晨，青岛的浪潮一下一下拍打着第二海水浴场的岩石。海雾未散，毛主席已换上泳裤做热身动作，离岸不远处的卫士田云玉守在沙滩边，目光随着领袖在浪里起伏。三年多来，他把“时刻警惕”当成信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保证主席安全。就在此时，一个邮电局专差匆匆而来，把一张黄色电报塞进他的手里。
薄薄一张纸，只五个字：“母病重，速归”。田云玉心口猛地一紧，半晌没回过神。老家黑龙江双城县离这里千里之遥，母亲一向硬朗，竟会“病重”？几秒钟的惊愕过去，他立即想到排班：此行主席只带了自己和封耀松，走了就剩一人，很难撑得住。海风吹得电文作响，他站在礁石旁犹豫，脚下的浪声仿佛在催促。
心乱如麻之际，他硬着头皮跨进迎宾馆。毛主席刚从海里回来，正擦头发。田云玉双手递上电报：“主席，家里急信。”短短一句，把心事交代得干干净净。毛主席扫了一眼，平静问：“你打算如何？”年轻的卫士支吾，只说：“真不知怎么办。”主席点点头，没有责怪：“孝当先，你得回去。封耀松会顶上。”见他仍有顾虑，主席又补上一句：“别怕耽误，这里总有办法。”几句轻描淡写，反倒让田云玉眼眶发热。
不多时，秘书罗瑞松被叫来。主席示意：“给小田备路费，让他赶夜航机去北京，再转车回家。”罗瑞松建议：“一百块足够。”主席沉吟，点头。田云玉心里略有歉意，更多却是感激。那年头，一百元已是一笔大数目，他连夜动身。
三天后，穿越关内关外的列车把他送回白桦树成行的东北平原。院门被轻推开，母亲正卷着袖子晾玉米叶，面色红润。田云玉愣在门槛上：“妈，您……病呢？”老太太笑弯了眼：“妈没病，就是想你。”语气里有点心虚，也满是疼爱。远处的老爷子拄着拐杖招手：“云玉，回来就好，快进屋。”原来，他们担心孩子常年在外，怕见不着面，才想出这招。
怨气瞬间化成酸涩。田云玉陪在祖父炕头，听老人家絮叨从前，听邻里夸赞自家走出个给主席站岗的娃娃，不得不承认，骨肉亲情的牵引，比任何号令都直接。那一百元钱他只用去了一半，余下的塞进母亲枕头下，留作家中急用。
几天探亲很快过去。返京前一晚，田云玉在院子里蹲着剥玉米。母亲递来一双粗布手套，轻轻叮嘱：“孩子，你跟着大领导，做事要仔细，照顾好自己。”那一刻，一种从未有过的温热从心底涌起，他只是点头，没再多言。
回到青岛，海面依旧蔚蓝。毛主席正在临窗翻阅文件，见到他进屋，放下手里书稿：“家里都好？”田云玉挺胸敬礼：“报告主席，母亲并未生病……”话说到一半便噎住。主席抬眼凝视，语速放缓：“这就是母亲的法子。对爹娘的惦记，你还太年轻，体会不到。”
这句“你还太年轻”，像一记轻叩，让田云玉低了头。接着主席似与人对话，又像自言自语：“小时候，要不是母亲日日给我攒饭，哪能熬过那阵子饥荒？母亲的心，什么都装得下，却唯独放不下孩子。”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翻出一本旧相册。底页压着一张黑白照片，正是他与母亲在长沙摄的合影。“那年请大夫不见好转，我带她去照相，想着留个念想。”主人轻抚着照片，眸色黯然。房里静得只能听见墙上钟表滴答，连田云玉都不敢大口喘气。
夜深后，主席批阅文件时忽问：“你回乡见了乡亲，可有人说你长进了？”听出打趣，田云玉笑，“大伙儿叫我红老鼠。”主席放声一笑：“不错，红老鼠也有红老鼠的用处。”一句玩笑，化开了刚才的沉重。
实际上，毛主席对“母爱”的体悟，远不止感慨。1910年，他第一次离乡去湘乡东山高小，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好布包；1919年北平求学，母亲病危，他弃职南归，最终仍只赶上含泪守灵。那年他26岁，在母亲灵前写下《祭母文》三千言，字字血泪：“呜呼吾母，遽然而逝。”
这些往事，他极少在人前倾诉。夜半轮值的卫士偶尔听到窗内笔尖疾走，也不敢出声。田云玉此番回乡的“小插曲”，恰触动了他记忆深处的痛点。于是，劝慰的话不再只是上级关怀，更像过来人的肺腑之言：年轻人终要明白，革命再紧，亲情也需给自己留一线。
不久后，主席南下视察，田云玉随行。火车穿过鲁南平原，夜色里灯火稀疏。车厢摇摆，主席在铺位上合卷沉思。忽而轻声呢喃：“石三伢子，娘还在叫我。”田云玉听见，却装作未闻。军人守的是纪律，也是分寸。
1959年6月25日，韶山的山路被晨雾笼罩。主席立在父母坟前，轻扣墓碑，口中念着难辨的乡音。同行的罗瑞卿记下这样一幕：他三鞠躬，手指微颤，却始终没有掉泪。转身下山时，只说了七个字：“前人吃苦，记得住。”语气轻，却压得人心口发沉。
田云玉回想当年那场“虚惊”，更能领悟主席所说的“母爱无比”。战火、风浪、职责，都可能让人挺得住；唯有母亲的一声呼唤，能让钢铁般的人卸下武装。大时代中的个人，终究难离小家的牵绊，这一事实，不因地位高低而改变。这一年，他22岁，终于懂了那句简单却深刻的话：你还太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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