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鸭绿江岸边气温骤降,一箱箱弹药、棉衣在泥泞中被十几条骡马拉着艰难前行。后勤保障拉掉一环,前线就可能断炊,这一幕深深刻进了几位指挥员的脑子,其中就有当时在野战军负责后勤的张宗逊。
战火停歇后,张宗逊回国主持后勤整编,他常挂嘴边的一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谁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会在另一场调整中迎来更棘手的考验。
1975年春,中央着手大区级机关换防,三总部动得最厉害。总后勤部两位政委郭林祥、张池明调出,副部长和副政委也跨区交流。名单上还写着一行字:张震,任第一副部长,协助全面工作。那一年他六十岁,带着多次参与大兵团作战的履历,从军委作战部踏进了复兴路甲一号。
总后大院里,张震先见到的不是熟面孔,而是一摞摞急需处理的公文。老同事悄声向他介绍:机关里部长张宗逊一人挑大梁,身体刚做完手术,政委空缺,八个副部长、四个副政委外加四名顾问,全在等他统筹。
张震办事一向稳,他拉上另外三位新到任的副职商量:“别急着分工,咱们先下去摸个底。情况摸清了,再按专长排兵布阵。”几人点头称是,提着方案敲开部长办公室。
“先调查,后分工?不行!”张宗逊的回答干脆,连思考间隔都没有。“现在就像在渡河,谁也不能先去岸边打听水深。”短短一句,把气氛敲得铿铿作响。
表面看是语气生硬,背后却是总后当时的困局。自1966年起,机关多次被冲击,专业干部打成“保守势力”,档案散佚,物资计划被打乱。野战军、军区频繁来电催要粮秣、被装,哪有时间让新班子花几个月“做功课”?
更麻烦的是“老干部问题”。数百名资深军需、军医、军械专家被停职、靠边,许多遗留案卷需要复查。政委位置空着,这摊子只能落在业务口头上最忙的副部长们。既要管仓储补给,又要查人事旧案,张宗逊哪敢让新同事“先看再干”。
于是,一种边干边学的节奏被硬生生推开。张震领着三位副职,上午审图纸批计划,下午跑库房、到军区,晚上挑灯把积压的文件挨个过目。他私下感慨:“总后像一台半停工的机器,油得马上加,螺丝也得立刻拧。”
这种超负荷运转,坚持了整整两年。其间,“四人帮”多次插手,总后又牵涉到几起所谓“要害部门问题”。有人谈话讳莫如深,也有人动辄上纲上线,工作常被拖成拉锯战。张震有火发不出来,只在笔记本写下一行小字:路线不明,后勤无从谈起。
1977年仲夏,王平奉命担任总后政委。第一天见面,他劈头一句话:“顾不了旧账,先让老同志回来。”这让人一下子看到突破口。大院里那些多年闲置的老军需行家陆续复职,专业判断重新回到该坐的位置。人员归位,权责明晰,仓储、运输、医疗、基建几条线终于摆脱了拉锯。
次年春天,总后完成对全国七大军区基层仓库的摸底,补办调拨证十一万张,清点物资误差率从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五以内。张震在给中央的报情中用了“渐稳”二字,一改先前“堆案盈尺”的措辞。
如果当初部长答应那次“先考察再分工”,也许调研报告会写得更完备,但耽误的这两年,基层极有可能出现断供。张宗逊的“硬挡”得罪了人,却也顶住了局面。
多年后,军队史料编辑室整理1975—1978年总后文件,统计到部长、副部长批示超过三万条,其中张宗逊亲笔批示便占了近三成,张震署名的一万多条几乎清一色与战备、基建、医卫有关。这些枯燥字迹背后,是那个特殊节点上“边走边扛”的真实剪影。
故事到这里没有戏剧性的尾声,只留下厚厚一摞卷宗和一支被磨平笔杆的铅笔。总后那台机器终于再次平稳运转,多少军人记住了两个名字:在危局中强拉车辙的张宗逊,以及当机立断却又能埋头苦干的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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