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6日凌晨，北京上空飘着小雪，301医院里却一片寂静。病床上的陈毅元帅呼吸微弱，心电图时涨时落，守护多日的医护人员知道，留给这位开国元勋的时间不多了。就在两个小时前，周恩来总理接到院方电话，匆匆披衣赶来。走进病房，他低声唤道：“老总，周恩来看你了。”陈毅已无力睁眼，指尖却轻轻动了一下。周恩来握住那只冰凉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追溯到一年多前的1970年10月，因特殊政治空气，陈毅一直无法赴京治疗。妻子张茜几经周折写信求助，信刚送到西花厅，周恩来读完立即拍案：“把他接回来，这事我负责！”叶剑英闻讯也快速表态，全力配合。两位老战友明白，陈毅的身体已拖不起。几天后，专机悄然降落在南苑机场，担架一路送到301医院隔离病房。北京的秋风很凉，陈毅却轻松笑了，“总算回家了”。
毛主席得知此事，当即批示：“不惜一切，救治陈毅同志。”一句“同志”二字，分量千钧。众人至今记得1964年春，毛主席同陈毅长谈三个多小时，征询他对外交工作的看法。那次谈话之后，陈毅获准大胆“走出去”，于是有了第二年在雅加达亚非会议上那句掷地有声的“我们是代表七亿中国人民”。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从井冈山延续到共和国首都，从枪林弹雨延伸到外交官场。
不过，信任并不能消弭政治风浪。1966年后，陈毅因“敢言”屡受批判。1971年春的一场座谈会，批斗言辞刺耳，陈毅用沙哑的嗓子回答：“我是人民的儿子，如果人民认为我有罪，我无话可说。”会场静了几秒，又起哄声一片。事后有人劝他低头保全自己，陈毅反问：“低头容易，良心呢？”话说完，他咳嗽不止，鲜血浸湿手绢。
时间走到1971年12月26日，那天是毛主席78岁生日。陈毅在病房里醒来时已近黄昏，他示意护士扶他坐起，坚持要吃一碗阳春面。“今天是主席生日，”他断断续续地说，“四十多年，风雨都过去了。”张茜、几个孩子听得心酸，泪水夺眶而出。医生劝他别动，陈毅笑笑：“能吃一口是一口。”面条下肚，额头冒汗，他疲惫地靠在枕上，轻声补了一句，“要是还能去向主席道声寿，就好了。”
十天后，心电监护仪发出长音。凌晨两点，值班医生宣告：陈毅元帅离世，终年71岁。总理是第一位抵达的中央领导。他把帽檐压低，深深三鞠躬，泪水顺着脸颊滴在床单。张茜含泪说：“总理，你要保重。”周恩来用力点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清晨六点，朱德拄杖赶来，高烧仍未退。一见遗体，他颤声敬礼，哽咽道：“陈老总，咱们还说好春天一起钓鱼……”话未完，声已断。刘伯承视力全失，被人搀扶着摸到战友的手背，“从皖南到淮海，你一直挡在我前头。”泪流不止。
吊唁行列还在延伸。外交部全体干部自发站成方阵，胸前佩黑纱。王震上将坚持抬担架，他抹泪说：“陈老总当年救我，我今天送他最后一程。”大厅外的松树在寒风中摇曳，哀乐低沉，如同当年渡江前夜的汽笛声，远而不散。
1月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丧事规格。那时的政治气候仍旧紧张，有人提议“从简”。悼词草稿随即起草，600多字，却赫然写入“有功有过”四个大字。理由是“符合全面评价”。稿子很快呈送中南海。毛主席夜里批阅，翻到这页，眉头紧蹙，提笔一划，四字变成无声的墨痕。陪同工作人员小声提醒：“主席，文件已定稿。”毛主席挥手：“陈毅对党忠诚，这几个字刺眼。”遂示以“毕划”——此事传到301医院，张茜泪如雨下，她对身旁医生说：“我就知道主席不会忘了他。”
1月10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沉浸在肃穆之中。早先的安排，只让极少数人出席。但距仪式开始不到半小时，周恩来接到电话，秘书低声道：“主席要来。”周恩来当即指令：“全部升级！能到的同志都到。”于是，警卫连忙布置，红旗落半，礼兵重新列队。短短二十分钟，场地、车位、致哀通道全部调整到最高级别。
十一点整，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礼堂门口。毛主席身着白色睡衣外套灰色大衣，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进大厅。他步伐艰难，却没有多停歇。来到灵前，轻轻拉住张茜的手，说的依旧那句话：“节哀，人民不会忘记陈毅同志。”短短十五字，却像号角，瞬间压过了所有谣言与非议。
周恩来主持追悼仪式，读悼词时两次哽咽。场内不少老兵号啕失声，老外交官胸口别着黑纱，泪珠沿着镜片滑落。毛主席鞠躬三次，向工作人员示意：“行吧。”随后环视全场，目光停在陈毅遗像上许久。那幅照片摄于1965年，陈毅笑得豪爽，似乎下一秒就要开口高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会议结束，毛主席离场。人们注意到，他扶上车门时突然回头望了八宝山一眼，神情复杂。几天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毛主席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长篇报道，配图是悼词原件，空白处可见被划掉的那道黑线。字迹不甚平整，却异常坚定。
陈毅离世，引发的并非简单的哀痛，更唤起许多战友对往昔的回忆。1929年春，闽西古田会议后，他与朱德一起劝毛主席重新掌军；1947年山东解放区，他与粟裕并肩，夜渡渤海创下华东战场大捷；1955年授衔，他被评为十位元帅之一，却在颁布名单前一天主动提出“少给一点，功劳是大家的”。风骨早已写在他的人生注脚。
外交舞台同样如此。1958年炮击金门后，中美冲突加剧，陈毅在北京与拉腊姆接触时说的那句“要打奉陪，要谈也行”，被西方媒体形容为“刀锋加笑意”。而在日内瓦会议的走廊里，他抬手按在一名中国记者肩上，半开玩笑：“小伙子别慌，谈判桌比战场同样需要胆子。”这些细节，如今只能留在老新闻影片里。
从井冈山到北京城，陈毅和毛主席的信任经历了太多考验。1943年，饶漱石电报列陈毅“十大罪状”，要求撤职。电文到延安，毛主席阅后批示四字：“存查，不议。”短短一句，将暴风骤雨挡在外头。陈毅事后感慨：“这一笔账，我一辈子记得。”所以，当1972年1月10日毛主席坚持出现在追悼现场，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那不仅是道别，而是一种历史印证。
仪式结束后，灵柩缓缓推向火化间。王震、许世友等人自发抬棺，一路哭声不绝。门缓缓合上，一瞬间安静得只剩炉火声。许久，一位老兵哽咽着说：“陈老总走得安详，他对得起天地。”语毕，众人默然。
四年零八个月后，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翻阅纪录，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便是陈毅追悼会。历史有时会刻意安排某些交集，让人们在一个节点看到另一段光阴。八宝山的松涛仍旧，陈毅当年的战友多已作古，而那一划之举，仍静静留在烫金档案里，提醒后人：功过评说自有史书，忠诚却无需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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