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夜雨，把上海石库门的旧砖浸得黢黑。二十九岁的曾联松点着一盏煤油灯，在账簿与算盘旁摊开红纸，手一抖，金色的五角星落在红色背景上。那一刻，他不过是想替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献上一份心意，却不知道自己画出的这张草图，会很快走进历史的镁光灯下。
北京方面，筹委会正为新中国的成立忙得脚不沾地。国徽、国歌、国旗，一个都不能少。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设计。来稿截止日期，八月二十日。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大江南北，邮局的邮袋被塞得鼓鼓囊囊。据档案统计，短短一个月内，收到应征图案两千九百余件，纸箱叠成小山。
来稿里既有美院教授的精雕细琢，也有乡村小学教师的毛笔速写，甚至连朱德、郭沫若等重量级人物都递交了自己的作品。老总朱德的手稿是夜里在指挥部的煤油灯下完成的；郭沫若则用他熟悉的甲骨文字意象，把历史与革命巧妙嫁接。大家只有一个共识：新中国的旗帜必须让世界一眼看出“这是中国”。
八月底，评审小组把稿件分布在中南海勤政殿的地板上。初选刷掉九成，剩下三十八幅。为了公平，所有作品都用数字代号替代署名。那面后来掀起风云的榜首，是“三号”：通体赤红，一条蜿蜒的金色带穿旗而过，寓意黄河奔流。专家频频点头，却总觉心里堵着一口气，说不出哪里别扭。
九月二十五日晚，评审结果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翻到三号样本，眉头微蹙，“这道黄杠把江山一剖两段，像是划开了中国。”他放下稿纸，“还是再看看其他的。”就这样，呼声最高的三号落选。
评委们这才把目光转向编号三十二。红底、五颗金星，左上角一大四小，星光相连。有人提醒：大星中央还有镰刀锤子。周恩来考虑再三，拿着样稿去请示。“去掉吧。”毛泽东只说了五个字，“我们要拥抱所有百姓。”一锤定音，五星红旗的终稿就此敲定。
三十二号作者是何方神圣？联络组顺着来稿信封地址找到了上海南市区的合作社出纳曾联松。这个名字在北京几乎无人识。他不是画院教授，不是名家大咖，只是平平常常的会计。获悉入选时，他正在算账。据同事回忆，那天午后，他愣了好几分钟才回过神，小声说：“原来真是我？”
曾联松的履历简单而清晰。一九一七年生于浙江瑞安，少年时代读私塾练毛笔，爱涂鸦。上中学后迷上“西画”，一支铅笔、几张旧报纸，能描出一整个世界。本可走艺术道路，乱世却逼他改学经济，后来进入中央大学财经系，毕业后在上海辗转多家工厂、银行记账糊口。唯一放不下的是对国家命运的牵挂，地下党的关系也让他对革命的旗帜有着天然的情感。
有人好奇：既有元帅、文化巨擘参赛，为何偏偏选中这位“无名之辈”？答案并不玄妙。首先，视觉冲击力。五星结构简洁开阔，无冗余图案，便于识别，迎风招展时五星如在闪烁。其次，象征意义明确。一大四小，一心向大星，既点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涵盖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块基本群众。再次，可操作性强。单一底色、有限图形，方便大规模制旗，降低成本，利于部队和学校迅速推广。
评委们私下议论：“好看易懂，还能量产，打仗时也管用。”简而言之，三十二号同时满足了政治、艺术、实用三重考量，而其它稿件往往偏科——或晦涩、或繁复、或制版困难。朱德的设计融入了八路军意象，郭沫若的方案充满诗意，可惜传播难度略大。比拼到最后，只有曾联松的五颗星游刃有余。
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同日通过国旗方案。会场内响起长时间掌声，许多人回头望向那块鲜红布匹，眼眶发热。周恩来转身对彭真轻声道：“这面旗，要陪共和国走很远。”对话不长，却定格了会场的真实气氛。
十月一日午三时，礼炮七十响之后，天安门城楼升起了第一面正式制作的五星红旗。电视转播尚未普及，北平城里却一片沸腾。上海和平电影院外的广播里传来宣读公告的声音，曾联松挤在人群中，抬头看见电线杆上迎风猎猎的红旗，心跳得像要冲出口罩。“那就是它。”他低声说道，旁边陌生人还以为他在感慨开国盛典。
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派人南下，为他送去一封嘉奖令以及五百万元旧币的稿酬——折合新币五百元，在当时可顶得上一户人家几年的口粮。他把大部分交给了合作社购买公债，自己仅留下一小笔贴补父母，依旧骑着那辆旧凤凰牌单车上下班。朋友偶尔打听，他只是笑，说起账来比说起国旗设计更带劲。
设计者的默默无闻，与领导人的淡泊名利，在这场国旗遴选里形成奇特的和声。朱德从未对外提自己也画过一稿；郭沫若在日记里仅用一句话带过；毛泽东更是只关心“是不是最能代表人民”。公开、公平的评审流程，让“最普通的人”胜出，恰好昭示了新政权对人民立场的宣示。
此后的岁月里，五星红旗经历了抗美援朝的炮火，也见证了两弹一星的升空。每一次升旗仪式，都会有人想起那盏煤油灯下的笔触；有人想到中南海里那句“去掉镰刀锤子”；也有人想到提交作品却从不张扬的朱德、郭沫若。若问“为何曾联松胜出”，答案写在国旗本身：它最像人民的共同心声，因而能够穿越时光，长久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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