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开头那几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走了。
没过多久，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办起了告别仪式，规格那是相当高。
按老规矩说，作为家里唯一的根苗，李特特本该一身重孝，站在家属队伍最前头答谢宾客。
可大伙儿瞅了一圈，愣是没找着她人影。
难不成是这闺女不懂事？
根本不是。
一听说老爹没了，她急得跟什么似的，恨不得插翅膀飞回来见最后一面。
那是上面不让？
也不是。
连聂荣臻元帅都看不下去了，亲自出面帮着说情。
真正横在门口，铁了心不让亲闺女进追悼会大门的，恰恰是李富春的发妻，李特特的亲妈——蔡畅。
当时聂帅苦口婆心劝蔡大姐：“老蔡啊，闺女送送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哪有拦着的道理？”
蔡畅眼圈通红，牙齿把嘴唇都要咬破了，只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聂帅，这事儿您别管。
放她出来，那是害了她。”
这事儿乍一看，太不近人情。
亲爹死了都不让磕头，当妈的心也太狠了。
这背后的账，到底是怎么个算法？
其实，要是你摸透了蔡畅这辈子的行事风格，就能明白，这看似无情的决定，其实是那个节骨眼上，她能给女儿留的最后一条退路。
咱把日历翻回1975年。
那会儿外面的风声紧得很。
李富春虽然走得安详，但背后的政治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
偏偏李特特身上，有个洗不清的“麻烦”——她算是半个“苏联通”。
这孩子是在苏联吃面包长大的，还嫁了个苏联丈夫瓦里亚。
虽说后来人回来了，但这层“涉外”关系，在七十年代那会儿，简直就是个随时会炸的雷。
蔡畅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种万众瞩目的场合，李特特只要一露脸，立马就会被无数双眼睛盯上。
把她拦在门外，其实是让她“隐身”。
让她独自躲在家里听着大喇叭里的哀乐掉眼泪，虽然残忍了点，但至少人是囫囵个儿的。
这种“为了活命必须心硬”的活法，可不是蔡畅老了才有的。
回看李特特这一辈子，亲妈给她的爱，从来不是搂搂抱抱，而是冷冰冰的“规矩”和近乎残酷的“生存特训”。
这笔账，得从1923年算起。
那年在巴黎，蔡畅有了身孕。
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
小两口刚结婚，革命事业正如火如荼。
蔡畅晓得消息后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眉头打结。
她扭头跟丈夫商量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孩子，咱能不能不要？”
要不是法国那边的法律严禁打胎，要不是蔡畅的老娘葛健豪老太太正好也在法国，拍着桌子说“你们干革命，孩子我来养”，李特特这条小命，估计还没成型就被“处理”掉了。
就算生下来了，在蔡畅心里，“革命”的分量也远比“骨肉”重。
特特才八个月大，组织上让他俩去苏联进修。
带个吃奶的娃娃去莫斯科喝西北风？
根本不现实。
两口子心一横，直接把娃塞给了姥姥葛健豪，让老人独自带着特特回国。
这一别，就是好些个年头。
在李特特小时候的记忆里，爹妈就是个符号。
她混在蔡和森家的孩子堆里长大，看着谁都想喊一声爹娘。
到了1927年，特特三岁了。
李富春两口子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一家人总算是凑齐了。
可这个“家”，哪是什么温柔乡，分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修罗场。
在这种环境里，不懂事的孩子，就是最大的雷管。
有天半夜，两口子乔装打扮一身灰土回来。
特特睡得迷迷瞪瞪，瞅见两个“怪人”闯进屋，吓得嗓子一扯哇哇大哭，撒腿就往隔壁周恩来怀里躲。
周恩来好不容易哄住了，前脚刚走，孩子后脚又哭。
这时候，两口子的反应天差地别。
李富春是大老爷们没经验，只会笨手笨脚地哄：“特特乖，别嚎了。”
蔡畅却是满脑子的“战时警报”——这哭声要是招来特务，全家都得玩完。
她火气蹭地一下就上来了，一把抓起三岁的闺女塞进黑黢黢的杂物间，甩下一句狠话：“再哭？
再哭就憋着别出来！”
特特在里面哭得气都接不上，把刚躺下的周恩来又给吵起来了。
周恩来赶紧把孩子抱出来，心疼地数落这两口子：“哪有这么吓唬孩子的？”
蔡畅能不疼吗？
那是身上掉下来的肉。
可她更明白，在上海滩这种虎狼窝里搞地下工作，一旦漏了底，哪怕只是因为一声小孩子的哭闹，赔进去的就是好几条人命，甚至是一整条地下交通线的瘫痪。
为了让闺女能适应这种高压锅一样的环境，蔡畅硬是把个奶娃娃训练成了“情报员”。
家里头开秘密碰头会，四岁的特特就被大发到门口去放风。
蔡畅立的规矩是：只要见着生面孔，就唱《小放牛》。
有一回，有个陌生汉子直通通往里闯，特特吓懵了，把唱歌的事儿忘到了九霄云外，转身往屋里跑，嘴里喊着：“娘！
坏人来了！”
虽说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来的是自己同志走错了门，但蔡畅当着大伙的面，把闺女训得狗血淋头。
“教你唱歌你咋能忘？
这点小事都办不明白！”
在这位母亲眼里，闺女头一个身份是“掩护道具”和“交通员”，其次才是需要呵护的心肝宝贝。
因为在那样的年月里，不学着“狠”一点，根本活不长久。
1952年，新中国都成立了，李特特带着孩子从苏联回来。
按说苦日子熬到头了，爹是副总理，妈是妇联主席，住在红墙大院里，怎么着也能享几天清福了吧？
并没有。
蔡畅手里的“账本”，换了个算法。
这回算的不是“保命账”，是“清廉账”。
李特特脚跟还没站稳，蔡畅就立下了铁规矩：“家里的伙食费你得照交，看病自己掏腰包，别琢磨着搞特殊。”
有一回特特中了暑晕过去了，同事好心送医，秘书派公车把她接回来。
蔡畅进门第一件事，不是问闺女难不难受，而是板着脸教训：“车钱赶紧给秘书结了，公家的便宜一分也不能占。”
后来特特得了急性支气管炎住进了医院，出院结账的时候傻眼了。
蔡畅让她自己买单：“你住的不是定点医院，报销不了。”
那会儿特特刚跟苏联丈夫离了婚，一个人拉扯两个娃，工资本来就紧巴，这笔住院费简直就是要把她压垮。
最后还是李富春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摸摸让秘书垫了钱。
特特委屈得直掉眼泪：“别人家爹娘都把孩子捧手心里，你们咋对我这么狠心？”
蔡畅回过来的永远是那句硬邦邦的口头禅：“咱是革命家庭，不能开这个口子。”
这话听着像官腔，但蔡畅是真信，也是真干。
她太清楚“特权”这玩意儿有多大的腐蚀力。
只要口子稍微开一道缝，今天坐一回公车，明天报一次医药费，后天指不定就得在升官调动上递条子。
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干部家庭来说，只要门缝稍微松一点，下面的人就能给你送来一座金山银山。
所以，她必须把这条缝焊死，哪怕是对自己的亲生骨肉。
李特特这一辈子，其实一直活在母亲“精准计算”的保护圈里。
小时候的“狠”，是为了留条命；
建国后的“抠”，是为了保名节；
1975年的“绝”，是为了保平安。
直到晚年，李特特回想起那场没能参加的追悼会，回想起母亲那张总是紧绷着的脸，她终于琢磨透了那份深沉的爱。
那个在1923年犹豫过要不要生下她的女人，那个在上海滩把她关进黑屋子的女人，那个在中南海逼她交车费的女人，其实骨子里从来没变过。
她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在那个动荡的世纪里，硬生生为女儿撑起了一把最稳当的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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