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淮海战役鏖战正酣，黄百韬困守碾庄圩。望着汽油桶做成的防御工事，他喃喃道：“这一仗，若能拖到援军赶到，也值了。”外界向来把他划进“杂牌”一栏，可听说这种说法，老资格的罗卓英皱皱眉：“他若算杂牌，那我又算什么？”这句反问，道破了国民党军派系的迷离与复杂。
把时间拨回一九二〇年初。二十一岁的黄百韬被李纯选送进“金陵军官教育团”第五期，这不过是个地方性质的士官班，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显得熠熠生辉。刚到校门口，他遇见了身形高大、口音浓重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两人勉强算得上“师生”。黄百韬未曾想到，这段薄缘在五年后会救他一命。
学成分发江苏陆军第三师，由排而连，升迁步伐比北洋军阀的枪声还慢。一九二五年末，张宗昌打到南京，江苏督军齐燮元鸟兽散，黄百韬连同满营弟兄成了俘虏。他几乎绝望，却在登记处听见张宗昌粗嗓子一吼：“小黄？到我这边来！”于是，一纸降函换来急转直上的仕途：营长、团附、团长、旅长，两年多连跳四级。
好运气没撑多久。北伐军压境，张宗昌逃之夭夭。上峰徐源泉见势不妙，干脆通电“归队”蒋介石。就这么一夜之间，黄百韬把“直鲁联军旅长”缝成了“国民革命军旅长”，从此混入中央政军系统。可在派系林立的南京，他这点资历远远不够看，被安排在幕僚部门打杂，枯坐坐机要处，听电报声滴滴答答。
一九三六年冬，他忽获通知，入读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那是蒋介石钦点的“干部进修所”。课堂里云集了卫立煌、韩练成等各色人物，据说老蒋常拎着手杖巡视。有人悄声打趣：“穿上绿袍子，准保前程。”黄百韬懂，他得抓住这根梯子。结业证书到手，他的名片多了一行醒目的“陆大特三期”。
然而，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顾祝同。抗战吃紧，第三战区缺少能写能打的参谋长，何应钦把黄百韬推了过去。顾祝同最初并不看好这位北洋旧部，开会时冷眼旁观。黄百韬硬着头皮熬夜写作战计划，地图上圈圈点点，终于有了第一次正面交流。顾祝同拍着桌子问：“肯吃苦吗？”他立正回答：“只求能打。”两个月后，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任命电报落在案头，这已是中央军嫡系的座位。
细看第二十五军的成分，第四十师、第七十五师、第百零八师，全是中央编练、握在蒋系手里的骨干部队。当年皖南围攻新四军最卖力的三只师，就藏在这顶番号之下。能把这支刃口锋利、政治立场顽固的队伍交给黄百韬，说明他早已挤进“核心圈”。若只凭“杂牌”二字，谁敢把要害交他？
国民党内部论资排辈，不止“黄、浙、陆、一”。除了黄埔背景、浙江乡谊、陆大文凭、一期资历，还有一条隐形法则——“八大金刚”门生。顾祝同、陈诚、何应钦等人各有山头，谁被他们看中，谁便能飞黄腾达。黄百韬背靠顾祝同，在徐州剿总四大兵团司令中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平起平坐，靠的正是这条隐规则。邱清泉暗里嘀咕：“他半路出家，也配挤进来？”可兵团番号拍板那天，黄百韬还是坐到了主位。
一九四八年夏，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再次扩编，六十四军、六十五军、百军、四十四军相继并入，多是“中央化”后的粤系川系，再加一个交警总队。派系成分虽杂，指挥链却紧系南京。兵力二十万，号称徐州剿总的“流动作战拳头”。华野方面早早在战报上把他标注为“一号硬茬”。
淮海鏖战期间，杜聿明电催：“务必扛住三天，我抽兵支援！”黄百韬的回复干脆：“能撑就撑，死也得撑。”他没熬过第三个昼夜。十二月六日晨，部下劝突围，他摆摆手：“队伍在这，人走无名。”上午十时左右，腿部中弹，未及处理，流血过多，倒在指挥所门口。一代兵团司令，至此长眠。
南京公祭那天，蒋介石含泪朗读祭文：“黄埔精神长在。”白崇禧在角落里轻哼：“黄埔？他可不是黄埔生。”众人默然。派系的墙高墙深，连死者都难逃标签。可仔细想来，若无嫡系身份，黄百韬怎会掌二十万大军？罗卓英的那句自嘲——“我该怎么算”——或许才是答案：在国民党军的复杂体系里，真正决定待遇的，从来不是早年的出身，而是你后来挤进了谁的圈子，握住了多少兵权，以及能替领袖拼到什么程度。
战争写下句点，派系迷雾却还在史册间弥漫。华野记住的是那个硬撑到最后一刻的对手，国民党内部纠结的却是“他到底算不算嫡系”。这场争论至今仍在民间延续，只不过，再没有当事人能站出来给出最终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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