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灯火通明，六方会谈的第四轮磋商在此鏖战到深夜。与会代表一走出会场，便有记者围上来，闪光灯此起彼伏。谁也没料到，几个月后，坐在中方代表团后排、神情冷峻的李滨，会成为一桩震动中外的间谍案主角。
再往前看，李滨的履历耀眼得让无数青年羡慕。1956年7月出生于北京，七十年代末被保送到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读书。那年仅二十出头的他，能与金正日把臂言欢，上流社会的大门仿佛就此打开。很多同僚至今记得他回国时自信的模样：韩语、朝语俱佳，谈吐得体，上层人脉扎实，无人不看好他的外交前途。
1991年，他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随后外放首尔担任参赞。一纸任命，让掌握中朝、中韩第一手情报的钥匙落入他的抽屉。这把钥匙，也成了韩国情报机关日夜惦记的猎物。起初，他们试探性地递上“友谊礼物”——名牌手表、难得一见的酒。李滨笑着推开，说了句：“我是中国外交官。”说完还补了一句：“底线在那儿。”谁也没想到，几年后那条线会被他亲手抹去。
1997年，李滨的夫人赴韩参加文化交流，被安排与偶像明星合影、出入名店。韩国人算准了她对“韩流”的迷恋，她很快沉溺其中。消息传回首尔，情报人员嗅到机会，开始由家属突破。诱导、拍照、威逼利诱，层层递进，只求换来几个能撬动外交机密的名字。
李滨被拖进泥潭，是在2000年前后。情报人员给他布下的局，兼具温情与低语。有一次深夜对饮，对方轻轻问：“要不要给夫人挑件礼物？不花你一分钱。”李滨没有再推辞。礼物的包装盒一拆，底层藏着一张字条，写着几行加密号码。这一刻，他做出了决定——日后他称之为“头脑发热”，可他很清楚那是欲望战胜了职业使命。
2001年10月，李滨捧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特命全权大使”的任命书。风光背后，他的另一重身份也正式启动。苏岩礁渔业谈判，他暗中把中方底牌递给首尔，导致我国渔民数以万计的利益受损。面对质疑，他却在酒会上侃侃而谈：“外交嘛，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场面话后来被无数记者引用，却无人知晓真正的含义。
朝核问题升级，六方会谈登场。美韩将李滨当作“内线”，会前资料、预案、谈判底线源源不断地从他手里流出。金正日的行程、健康状况等敏感信息，也随电波飘出平壤。朝方几次在会上被动挨打，金正日愤怒地拍桌：“有人在后院放火！”
2005年底，国家安全机关通过一次跨境电台的非正常脉冲信号，捕捉到疑点。技术员加班加点解码，最后定位到北京东三环一处公寓。信号来源正是刚从首尔返京述职的李滨。与此同时，他悄悄为家属办理澳大利亚投资移民，显然在为自己留退路。
2006年12月，李滨被“双规”。审讯伊始，他仍口口声声坚持“只是朋友间的私人往来”。专案组人员出示截获的加密报文，他沉默良久，喃喃一句：“我走不回来了。”这句话被纪录在案，随后几十页的供词，一笔笔勾勒出他数年的秘密交易：军事演习计划、谈判方案、对朝工作渠道，甚至包含部分国家领导人行程的涉秘电报。
案情若公开，势必对中国外交形象造成巨大冲击。更头痛的是，若承认大使身份的李滨成了他国特务，无疑坐实韩国长期渗透的指控，中韩关系将遭重创。多方权衡后，司法机关决定以经济犯罪立案。名义上，是利用职权非法收受财物，金额巨大；最终量刑，七年。
消息公布，外界舆论一片哗然：为何只判七年？有人猜测幕后另有交易，有人痛斥这是“轻判”。真正原因，卷宗封存多年不对外披露，只留下官方通报的薄薄数十字。对大多数民众而言，真相像被掩埋在深海的黑匣，只有少数人知晓其座标。
值得一提的是，李滨在狱中依旧不平静。知情人透露，他曾向办案人员辩解，说自己“立下过汗马功劳”，希望组织“网开一面”。这种心理落差，解释了所谓“精英堕落”的悲剧：权力与诱惑交织，信仰退场，只剩赤裸的交换。
这起案件也让外交系统痛定思痛，内部审查、岗前谈话、异地轮岗的频次大幅增加。几位与李滨同一时期外派的干部，在例行回国述职后被暂缓出境，就是直接连锁反应。老一辈外交家为此拍案：防火防盗防内鬼，绝非戏言。
七年刑期结束时，李滨早已人去名冷，曾经的政坛新星变成普通刑满释放人员。媒体对他的近况甚少报道，只知他极力淡出公众视野，往日的显赫光环也就此黯淡。回顾整个过程，最大的受害者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在关键博弈节点上被迫让出的主动权与宝贵时间。
历史不缺背叛，却从不纵容背叛者。李滨案悄然尘埃落定，却在档案柜里留下厚厚一卷警示录。外交是国家脸面，更是安全前哨；一旦防线被内鬼撕开，再坚固的城墙也会风声鹤唳。那些曾与他并肩的同事说，如今在使馆讲廉政教育，总少不了提到这个名字——这或许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唯一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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