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的一个阴雨清晨，杭州市看守所的档案室被唤醒，厚厚一摞卷宗被放在了审判员的案头。封面上写着“戴以谦”三个字，旁边备注“曾任军统东南办事处机要参谋”。许多人对这个名字已十分陌生，但在十多年前的重庆中兴路，军统大门口却几乎人人认识他。
审讯从午后开始。金属手铐合上的脆响在墙壁间回荡，空气里漂着消毒水的味道。面对连珠式的提问，戴以谦没有急于辩白，只是先报出自己曾在忠义救国军、三战区物资部、中统驻北平联络处任职的履历。随着一页页历史被摊开，审判员的眉头越皱越紧，因为其中关于军统行动计划的纪录过于详尽，真假难辨，稍有差池便是政治风险。
有意思的是，戴以谦在答复时始终保持冷静，对涉及他人姓名的部分一概用代号表述，却对自己曾犯下的错误直言不讳。他突然抬头，说出一句让在场人意想不到的话：“不上诉，我该负的责任一分不少。”短短十四个字，使得审判员的脸色明显缓和。后来这位审判员在交班时感慨道：“虽是军统，但他不同。”
案卷得以顺利推进，还得回到1943年那场偶遇。那年初夏，安徽雄村的操场上尘土飞扬，十八岁的戴以谦正在做臂力测试，忽然听见有人用江山口音喊他“小孩子”。循声望去，来人正是时年四十七岁、已在特工系统呼风唤雨的戴笠。血缘上两人隔了两代，按族谱他应称戴笠为叔公，这一层亲近为日后进入军统埋下伏笔。
短暂寒暄之后，戴笠转身对随行人员嘀咕：“这孩子机灵，带走。”一句话改变了戴以谦的人生轨迹。加入军统的训练班后，他学会三样本领：密码破译、短波电讯、行动保密。为了让队伍形成“家族式”黏合力，戴笠制定了极其严苛的内部规条，其中两条最显眼——不得赌博，不准在抗战期间结婚。新来者若触犯，轻则关禁闭，重则开除并移交惩戒。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斗争骤然升级。戴笠为了巩固东南系统，不断从情报处抽调熟手去执行特殊任务，戴以谦便在此时被提拔为东南办事处机要参谋，随身携带多部密码本和移动电台。那是一份高度机密的工作，他必须随时准备销毁文件，即便深夜也要贴身保卫戴笠。
然而，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瞬间终结了军统的庞大体系。222号专机撞向江宁上空时，飞机碎片散落在板桥镇稻田里，十三条生命全部化作焦土。失去最高指挥后，军统内部派系山头各自为政，忠诚度转眼坍塌。戴以谦被调往北平，归入傅作义系统，继续做交通线和联络网的维护，表面平静，暗流汹涌。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宣布率部起义。那天晚上，傅作义对情报处人员说：“要走的、要留的自行决定。”许多人连夜收拾公文包就地隐匿，戴以谦却选择留下。他交出全部电台密码，领取了象征“起义人员”身份的小红证，随后跟着遣散大军返乡。
回到江山后，昔日机要参谋拔掉天线、埋掉密码本，只求安稳度日。白天扛锄头，夜里给乡邻抄写信件，惊险往事被他深埋。遗憾的是，乡下再隐蔽，也躲不开彻底的清查。1958年春，工程处干部根据线索找到他家，带走时甚至没来得及喝完桌上一碗冒着热气的番薯粥。
押解途中，戴以谦一路沉默。有人低声问他是否后悔当年选择军统，他摇摇头：“路是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这种近乎固执的坦然，让押送民警对他产生微妙敬意。到了公安局，他供述详细，尤其承认自己参与策划多个潜伏点，但强调从未对平民下毒手。卷宗迅速补充完毕，转交法院。
开庭那天，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站在被告席，旁听席坐着数十位干部和群众。法槌敲响后，审判员照例询问是否提出异议。“不上诉。”声音不高，却铿锵清晰。审判员愣了数秒，转而平静宣告：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庭上一片静默，随后有人小声议论，对这名昔日“特务头目”没料到会如此态度。散庭时，审判员跟他握手轻声道：“好自为之，你跟他们不一样。”只是这句话，外人无从知晓。
五年的铁窗生活里，戴以谦几乎成了狱中新面孔的“活档案”。他能记住每个囚友的姓名、籍贯、所犯之事，还常主动教人识字。有人问他为何肯帮忙，他笑言：“我欠太多人，一点一滴还吧。”出狱那天，地方政府为他安排了粮油所保管员的工作，每月津贴三十多元，还可凭病历报销医药费。对曾经腰悬手枪、出入行辕的旧日干将而言，这收入微薄，却已足够维持余生平静。
1970年代末，戴以谦年过半百，常被人请去讲抗日时期的江山方言暗号。他从不渲染惊险情节，只说训练多辛苦、纪律多严苛，最后总补一句：“活下来就不错了。”偶尔聚会，他会带着那本早已泛黄的族谱，指着某一页名字告诉后辈：“这行写的，是带我进城的十叔公。”
戴笠已逝去多年，军统亦成为档案里的名词，可那句“虽是军统，但你不同”仍在少数知情者口中传诵。当年的审判卷宗现存杭州档案馆，封面依旧旧黄，只是上方多了红色批注：案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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