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 3 月的台北，空气里总带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保密局那间专门用来审问高级军官的屋子，连个窗户都没有。墙壁上渗着水珠，头顶那盏台灯瓦数不大，投下来的光惨白惨白的，刚好圈住坐在桌子后面的人。
徐会之就在光圈里。
这人以前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的少将副处长，蒋介石眼里的红人，所谓的 “四大政工” 之一。
可现在的他手里攥着一支派克金笔，正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名字。
笔尖划拉纸面的声音，在这死一样的寂静里，听着让人牙酸。
墨水没干透，有点晕开，像一滴没擦干净的血。
他每写一笔，手都很稳。
但他心里清楚，这名字一旦签上去，这辈子在组织的档案里、在以前战友的心里、在还没写定的历史书上，就算彻底钉死在 “叛徒” 的柱子上了。
这消息要是传回大陆，那边的人得气炸了。
《人民日报》的内部通报早就拟好了，词儿用得特别狠，叫 “革命意志衰退的叛徒”。
这几个字，比子弹还重。
没人知道他贴身衬衫的夹层里，还藏着一张用特殊药水写满字的薄纸。
那上面画的是台湾西海岸所有的防御工事、暗堡位置、火力点分布，还有几万大军的调动计划。
这东西要是送出去，能救无数人的命。
更没人看见，他嘴里那颗后槽牙是假的。
那是个特制的模型，里面藏着微缩的情报胶卷。
因为牙龈反复溃烂，加上假牙托着那点机密，疼得他冷汗直冒，又不敢动一下。
这就是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
把时间往回拨几个月，到 1950 年。
那时候中共在台湾的情报网刚遭了大难。
最高负责人之一，“密使一号” 吴石将军，因为手下一个叫陈福来的叛徒出卖，在台北马场町被枪毙了。
跟着吴石一起牺牲的，还有情报小组的朱谌之等人。
吴石死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搞了个 “铁幕计划”。
这名字听着就吓人，实际上就是全岛大搜捕。
保密局的特务、宪兵、警察全都撒出去，见着可疑的就抓。
那一年，台湾的监狱塞得满满当当，超过一千名地下党被抓，其中四百多人被处决。
整个情报网络像被一把大火烧过的蜘蛛网，断得差不多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大陆那边发来了死命令。
指令穿过封锁线，送到了徐会之手里：
你顶上去，接吴石的班，把断了的线重新接上。
还有个更要命的任务 —— 想办法策反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
彭孟缉这人，是搞白色恐怖的头号刽子手。
他手下的保安司令部，专门管 “匪谍” 案子，手段黑得很。
徐会之接到指令时，手里端着茶杯，茶水是热的，心却是凉的。
他干了这么多年情报，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去立功，这是去送死。
而且不是痛快地死，是得背着骂名死。
但他没犹豫，把茶杯放下，就开始干活。
他想接近彭孟缉，但这老特务精得像鬼。
彭孟缉干了一辈子特工，鼻子比狗还灵。
几次饭局下来，彭孟缉看徐会之的眼神就不对了。
那种眼神，就像是看一只已经掉进陷阱还在挣扎的兔子。
没过多久，保密局的特务真的跟上来了。
徐会之发现，身后总有尾巴。
紧接着，和他单线联系的三个下属，一个接一个失踪了。
后来他打听到，这三个人都在保密局的刑讯室里。
那地方叫 “土官寨”，进去的人很少有能站着出来的。
老虎凳、辣椒水、电椅，甚至还有把竹签钉进手指甲的酷刑。
链条已经开始断了。
只要这三个人里有一个扛不住招了供，特务立马就会冲到徐会之面前。
到时候不光他完蛋，整个刚有点起色的情报网又得被连根拔起。
怎么办？
学吴石，硬刚？
那简单，往刑场上一站，喊几句口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青史留名。
可任务呢？
没人送情报了，策反彭孟缉更是想都别想。
跑？
台湾全岛戒严，海上封得死死的，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徐会之想了三天三夜，烟抽了好几条。
最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 —— 包括他的敌人 —— 都惊掉下巴的决定：
他要去 “自首”。
这不是真投降，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绝棋。
他自己走进了保密局在台北青岛东路的办事处。
见到毛人凤的时候，他没等对方开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
“我有罪！我全交代！我要见毛局长！”
他演得太像了。
那种贪生怕死的怂样，那种为了活命不惜出卖一切的急切，还有对自己过去信仰的那种唾弃，演得跟真的一样。
他 “交代” 出来的同伙，名单拉得很长。
但毛人凤派人一抓，发现这些人要么已经跑了，要么就是已经被抓进去正在受刑的。
换句话说，徐会之卖的都是 “死人” 和 “废人”，没伤着还在潜伏的同志一根汗毛。
他 “交代” 的情报，更是真假参半。
比如他说某个军火库藏在基隆的一个码头，实际上那地方早就废弃了；
他说某天晚上有船运电台，时间故意说晚了两小时。
特务们兴冲冲地扑过去，结果要么扑空，要么撞上大陆的巡逻艇被揍一顿。
但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假情报里，夹杂着只有自己人才能看懂的暗号。
比如他在说某个街道名字时，故意把谐音读错，这就是在报警：这里危险，快撤。
毛人凤被他骗过去了。
这老特务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他觉得徐会之是真的 “幡然醒悟” 了，不但没杀他，还给了他一个 “反共顾问” 的头衔，让他留在保密局里帮忙。
这一步棋，算是把命暂时保住了。
最危险的地方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徐会之就像一只狐狸，被请进了鸡窝当看门狗。
借着这个身份，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混得风生水起。
没过多久，他又官复原职，甚至升了官，当上了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少将副处长。
这一下，核心机密就在他眼前了。
1951 年春天，一份绝密文件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文件封皮上印着 “极机密” 三个红字，里面是美国军事顾问团帮着制定的 “金马反攻计划”。
这计划毒得很。
国民党打算在 1951 年夏天，从金门、马祖集中几万兵力，配合海空军，对福建沿海搞大规模登陆。
他们想先拿下几个县，建立滩头阵地，然后再慢慢往里推。
美国人答应给军舰和飞机支援。
这要是真让他们打成了，刚建国的新中国东南沿海就得遭殃，老百姓又要遭殃。
这情报必须送出去，哪怕拼了命也得送。
可怎么送？
台北这时候跟个铁桶似的，保密局的特务无处不在。
寄信？信还没出台北就被拆了。
发电报？那是找死。
徐会之想了个招，这招特别绝，绝到一般人想不到 ——
用假牙。
他借口牙疼，去台北荣民总医院看牙。
给他看牙的医生叫张先林。
这张先林不是一般人，他是组织上埋得最深的交通员之一，一直没暴露。
徐会之跟张先林接上头后，两人就在诊疗室里配合。
徐会之把情报用密写药水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比火柴棍还细的卷，塞进假牙的空心牙根里。
那种密写药水，干了以后看着跟纸一个颜色，得用特殊的显影液才能显出字来。
每次去看牙，特务就在门口盯着。
徐会之躺在牙科椅上，张先林拿着钻头在他嘴里捣鼓。
那时候他牙龈已经烂了，钻心的疼，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但他脸上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甚至还得跟医生聊两句 “今天天气不错”。
张先林的心理压力更大。
他在特务眼皮底下，要把藏着情报的假牙模型取下来，再把一个一模一样但没藏东西的装上去。
手稍微抖一下，或者时间长了，外面的特务就会冲进来。
两人就在电钻的嗡嗡声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生死交接。
1951 年 6 月，那份要命的 “金马反攻计划” 全本，就通过这颗不会说话的假牙，一点点运了出去。
情报到了北京，中央军委连夜开会。
周总理亲自部署，紧急从内地调了三个炮兵师和一个步兵军去福建。
大炮、地雷、铁丝网，沿着海岸线修了一道又一道。
到了 7 月，国民党军队真的按计划发动了试探性进攻。
几艘登陆艇刚靠近岸边，还没等士兵跳下来，解放军的炮火就覆盖过来了。
那一仗打得特别惨，海水都被染红了。
国民党军死伤好几千，剩下的掉头就跑。
“金马反攻计划” 还没正式开始，就彻底泡汤了。
台湾那边的军事态势，因为这一仗，彻底变了样。
蒋介石想反攻大陆的梦，被这一盆冷水浇得透心凉。
但徐会之的戏还没演完。
他还要再下一步更狠的棋。
他利用蒋介石多疑的毛病，开始在老蒋耳边吹风。
那时候彭孟缉权势很大，手握重兵，蒋介石本来就有点防着他。
徐会之就装作无意地说：
“委员长，您看我都‘自首’了，可彭司令那边…… 会不会也是跟我一样，跟共产党演双簧呢？
不然为什么共军对咱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这话说得轻，但分量重。
蒋介石最恨的就是手下不忠。
他本来就怀疑彭孟缉权力太大，徐会之这一煽风点火，老蒋心里的刺就扎下了。
没过多久，国民党高层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内斗。
彭孟缉被怀疑，手下的人被清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信谁。
这一乱，就给了其他潜伏的同志机会。
好多人趁着混乱，带着重要情报安全撤回了大陆。
徐会之用自己的命，给战友们争取了时间，也把敌人的内部搅得底朝天。
但他自己，走到头了。
1951 年 11 月，虽然他演得天衣无缝，但保密局里还是有精明人察觉到了不对劲。
也许是某个细节露了馅，也许是哪个被抓的人招了供。
具体原因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总之，毛人凤下令秘密逮捕徐会之。
这一次，没有审判，没有公开的刑期。
他被关进了景美看守所的黑牢。
在最后的日子里，特务用尽了所有手段。
老虎凳、电刑、甚至把他的指甲拔了。
但他咬碎了牙，一个字都没吐。
直到死，他都没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也没供出任何一个还在潜伏的战友。
1951 年 11 月的一个深夜，徐会之被秘密处决。
尸体被草草埋在台北郊外的乱葬岗，连个墓碑都没有。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
国民党为了掩盖用人失察的丑闻，也为了给其他军官做个样子，居然追授徐会之一枚 “忠勤勋章”，还在报纸上发消息，说他 “弃暗投明，忠贞可嘉”。
而在海峡对岸，大陆这边的情况更让人心寒。
因为徐会之 “自首” 的手续是真的，名单是真的，档案里白纸黑字写着他投降了。
组织上根据当时的纪律，把他定性为 “叛徒”，名字从烈士名录里划掉了。
他的家人倒了大霉。
儿子徐建国，学习成绩特别好，1979 年参加高考，分考得很高，但政审没过。
大学的门就在眼前，却因为 “叛徒家属” 这四个字，硬生生被关在了门外。
这顶 “叛徒” 的帽子，压了徐家两代人。
徐建国后来只能去工厂当苦力，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还得天天被人指指点点。
时间一年年过去，真相被埋在土里，上面长满了草。
直到 1982 年，当年的那个牙医张先林快不行了。
老人躺在床上，把一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盒子交给了组织派来的人。
盒子里有三样东西：
一个内部有夹层的假牙模型，
一小瓶已经干涸的密写药水，
还有一封写在香烟包装纸背面的信。
信上的字因为药水腐蚀，有点模糊，但还能认得出来：
“今以身许国，忍辱负重在所不辞。
身陷敌营，行事之法或非常理可度。
若日后真相得白于天下，望告知后人：
我徐会之，从未背叛信仰。”
这短短的几行字，像一声惊雷，炸开了尘封三十多年的秘密。
1985 年，民政部正式下文件，追认徐会之为革命烈士。
这时候，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
2010 年，更多关于他的档案解密了，那份《徐会之同志情报工作纪要》终于见了天日。
2014 年，他的骨灰被从台北寻回，迁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迁葬那天，他的孙子徐明捧着那张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平反通知书，哭得站不起来。
他对着爷爷的遗像说了一句话，周围的老情报员们听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历史有时候会打瞌睡，会蒙上灰尘。
但总有一些人，像徐会之这样，用自己的骨头当柱子，撑着真相，直到时间的河水把脏东西冲干净。
那颗曾经藏着千军万马情报的假牙，和那个被万人唾骂的 “叛徒” 将军，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明白，信仰最硬的样子，往往不是站在台上慷慨激昂，而是蹲在黑暗里，把所有的委屈和脏水都喝下去，只为了让后面的路亮堂一点。
风吹过雨花台的松柏，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诉说着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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