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夜，王爷庙北风如刀，临时政府驻地的油灯忽闪。警卫班长王树魁贴着墙根巡逻，忽然听见院外细碎的踩雪声。刚举枪戒备，黑影陡然窜出，却被他一把按倒。审讯结果震动了全队——那是潜伏多日的国民党特务，目标直指刚来到王爷庙筹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乌兰夫。抓住刺客的当晚，王树魁忐忑地向首长汇报。出人意料的是，五十岁的乌兰夫只是摆手：“干革命嘛，总有人动歪脑筋。咱们忙正事要紧。”平静得仿佛刚听了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
这份镇定并非偶然。追溯十年前，乌兰夫在绥远、晋绥抗日根据地闯过凶险无数，从北平街头的秘密联络到大青山的游击岁月，枪口擦肩已是家常便饭。那时的他不过三十多岁，却已习惯用最淡然的态度面对生死。身边的人却常常难以适应，如同此刻的王树魁——一个刚满十九岁的警卫新兵，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护好首长，哪怕拼命。
王树魁出生在土默川，一个靠天吃饭的穷地方。十八岁头一热，跟着老乡奔赴八路军，连名字都没来得及报给家里。抗战结束，他被送进张家口军政学院补文化。那年冬天，学院通知：延安来的乌兰夫要做报告。王树魁站在操场边，一听那带着浓重乡音的问候，心里咯噔一下——“原来咱们土默川也出了大官。”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却没想到几个月后自己竟成了这位首长的警卫。
能挑中他并非偶然。政治可靠、反应迅捷、枪法过硬，是挑选警卫的硬杠杠。指导员悄悄告诉他：“首长出身牧区，脾气火，但最看重的是踏实肯干。”临行前夜，王树魁摸黑洗净军装、让战友给自己剃了个干净头。第二天，初见首长，乌兰夫放下公文，亲自倒水，问他的年龄、家底、参加革命的缘由。短暂交流，彼此生出几分家乡情谊，也让王树魁暗下决心：不能丢土默川人的脸。
北满的严寒考验随之而来。一路汽车水箱冻裂，改骑蒙古马风雪兼程。王树魁想找件新皮衣给首长保暖，被婉拒：“延安穿过的棉衣还没坏呢，省点花销，大家条件都紧。”说罢策马扬鞭，与战士们比赛冲刺。乐观的豪气冲散了一路风霜，也把“节俭”二字刻进随行人员心里。
王爷庙局势并不平静。外有土匪内有特务，暗枪冷箭频频出现。驻地围墙外常有石子嗖嗖飞进院里，夜半更能听见狗吠鸡鸣夹杂脚步声。王树魁把二十响盒子枪磨得锃亮，睡觉时枕着枪托，屋里留半截灯芯，以便随时警醒。
就这样，刺客还是来了。那晚因月黑风高，乌兰夫没动用车辆，宁可步行返营。他身旁只跟了王树魁和另一名警卫。三人刚迈进院门，身后树影摇曳。王树魁猛地转身，一扣扳机，火光划破黑夜，黑影应声而倒。怕恰是良民，他并未放第二枪，而是冲上去将人死死摁在雪地里。搜身后发现，对方口袋里的匕首寒光逼人。押回盘问，一桩暗杀计划就此败露。
消息报给乌兰夫，他不过轻轻皱眉。随即吩咐继续开会，把警卫们支出去吃口热饭。有人不解，乌兰夫解释：“我们刚宣布成立自治政府，敌人害怕了，才会来捣乱。越这样，越要把事情办好。”他转身投入山积如山的文件，似乎全然忘记自己刚在枪口上走了一遭。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平静并非冷漠。第二天清晨，他照旧起早巡视办公旧楼，关心战士们取暖、吃穿。饭桌上端来一锅土豆白菜烩菜，几双筷子你来我往。乌兰夫尝了一口，说了句：“这菜有味儿。”众人一笑，前夜的惊魂仿佛从未发生。
尽管衣食简陋，乌兰夫对纪律却毫不放松。某天中午，王树魁想给首长补身子，悄悄买来一只老母鸡。肉香刚飘起，就被首长发现。“树魁，这鸡哪儿来的？”“街上买的。”“咱们的标准在那摆着，别越线。”话说得不重，却句句在理。鸡终究被分给全班，首长只夹了一块鸡脯便放下筷子。年轻警卫憋着劲儿想表现，却被这一番话钉在心里——公私分明四个字，比任何枪法都重要。
转眼到1952年，新中国甫立，百业待举。乌兰夫把王树魁叫到身边：“国家要建设，需要你们学文化、学技术。去吧，有出息的路不在身边。”简单几句，送别数年战友情。王树魁背上行囊，从内蒙古草原奔赴北京军事学院，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基层指挥专业学员。临行前，乌兰夫拍拍他的肩膀：“枪法再好，也得会用笔。”一句话，道尽老首长的殷切。
时光荏苒，1988年仲夏，北京闷热。已成军区副师职离休干部的王树魁进京办事，照例登门探望。当年高挑的首长，如今须发皆白，坐轮椅仍精神矍铄。“树魁，今年多大？”“整六十。”“那你跟了我四十一年啦。”乌兰夫笑着数指头，叹了句：“革命成功了，咱们也算没白忙活。”屋里气氛温暖，却透出岁月不饶人的薄凉。
临别前，乌兰夫坚持拉着老警卫去餐厅。“昔日你蒸馒头，我今天请你尝点清真炖羊肉。”杯盏交错，追忆连篇。两个月后，乌兰夫病逝的噩耗传来，王树魁久久无言。他想起那年王爷庙的夜色、雪地里的匕首、灯下翻飞的公文，还有首长那句淡淡的话——“干革命不能只惦记自己”。这句话，比寒风更冷，也比炉火更热，伴随他走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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