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27日清晨，北京的天气有点闷热，西城一处四合院却因八十寿辰而透着喜气。周恩来和邓颖超推门而入，把一筐西瓜放在桌上。何香凝捂着嘴笑：“还是小周细心，总惦记着给我送甘蔗味的西瓜。”这一幕看似家常，却埋下了十三年后那纸特殊批示的伏笔。
与总理私交甚笃，源自半个世纪前的并肩。1893年，何香凝出生香港，家里做茶叶生意，衣食无忧。父亲顽固，坚持缠足。她偏不顺从，白日被迫裹布，夜里剪刀一挥，把布条统统剪断。那点倔劲，后来变成了革命路上不妥协的底色。
1902年，她卖掉陪嫁，跟随新婚丈夫廖仲恺漂洋过海赴日求学。东京留学生演讲台上，孙中山振臂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话音落地，年轻夫妻对视一下——去同盟会报到。自此，不论筹款、印传单还是转运枪支，何香凝都冲在前头。她的银镯子、玉耳环，最后只剩一只旧笔杆陪在身边。
1911年回国时，辛亥革命正酣。两人分头联络粤、桂新军。后来袁世凯窃国，她又跟夫君跑去护法，搬家像搬窝，孩子放在亲戚家托管。外人说她“女流之辈”，她笑答：“革命不分男女，只看胆子够不够。”
1922年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抓。广州大雨滂沱，何香凝踏着泥水闯进陈的军政府，开口便是一句狠话：“要杀就杀，一刀快些！”那股凌厉逼得陈炯明只好松口。廖仲恺后来感慨：“我这条命，是夫人吓出来的。”
1925年，廖仲恺遇刺身亡。刺客刚散，何香凝抱住遗体，额头上渗出的不是泪，是汗。她忍住哭，先把凶案定性为“党内谋杀”，再在大会上指名蒋介石。那一年，她才32岁，却逼得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上门求和，照样没换来半句软话。
抗战爆发前后，她彻底转向共产党阵营。1932年上海烽烟，十九路军缺药缺粮，她和宋庆龄日夜募捐，把一车车纱布、青霉素往前线送；敌后根据地同样分到一份。毛泽东晚年回忆说，“何先生寄来的药，救了不少八路军战士”。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僵持不下，周恩来握着电报眉头紧锁。何香凝一句“只要能少死几个人，办法总有”点醒了他。随后那份促成“北平方式”的建议书，落款便是“何香凝等”。
新中国成立，她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周恩来常说，何香凝不是“民主人士”，是“自己人”。正因为“自己人”，1970年当她摔伤肺部感染，总理指示北京医院“先保守治疗，再慢慢康复”，并三次夜访病房。
1971年春天，她气息渐弱，拉住周恩来的袖口：“小周，死后我不想火化，我要回南京陪仲恺。”此时，中央早在1956年颁行《推动火葬提倡书》，周恩来也是带头签字人。护士以为总理会婉拒，没想到他脱口而出：“这个要求该满足，我负责。”一句话，如千钧落地。
有人悄悄问他为何破例。周恩来沉了片刻，轻声道：“三十多年命悬一线的事，她走在前面；现在老同志只剩这么个心愿，谁能说不？”理由朴实，却无人再辩。
1972年9月1日零时30分，何香凝在灯火微暗的协和医院安详离世。朱德主持追悼会，宋庆龄致词，毛泽东派人送来六尺挽联，写着“革命巾帼，丹心不泯”。礼堂鸦雀无声，只听得见雨点敲窗。仪式结束，灵柩由八位仪仗兵护送南下，长江以北一路开放绿灯，用时不到十八小时。
南京夏雨初歇，钟山松风透凉，廖仲恺墓侧新掘出一方青石穴。盖棺之际，随葬物极简：一支旧画笔、一枚同盟会铜徽、一本发黄的《建国方略》手稿。墓门合上时，守灵战士轻声道：“先生，夫人回来了。”夜色里，松涛像一段轻低合唱，为两位并肩走了一生的伙伴收尾。
火葬倡议照旧推进，规矩没有动摇；可在那个特别的清单上，党中央郑重写下了“例外：何香凝”。对后世而言，这条例外未必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年沉甸甸的选择——有人心里只有规章，有人心里先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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