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卞（1048—1117），字元度，兴化仙游（今福建莆田）人，北宋名臣、学者、书法家，王安石之婿，蔡京之弟。在“宋四家”之外而卓然成家，在北宋书史中实为被严重低估却极具学术深度与风格张力的关键人物。其书法非止“蔡氏兄弟”之附庸，而是以经术立骨、以禅理养气、以碑意破帖的自觉实践者，代表了熙宁变法时代士大夫“通经致用、艺道合一”的典型精神高度。
蔡卞少时与兄蔡京同师于王安石，精研《三经新义》，官至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位极人臣而不废翰墨。《宣和书谱》称其“博学善属文，尤工行草，得晋人风韵而参以己意”，此评尚显简略；实则其书远绍钟繇之古厚、近汲颜真卿之筋力，更暗合李阳冰篆势与北魏《郑文公碑》之浑穆，形成“篆隶为本、行草为用、碑帖为一”的独特书学结构。现存可信墨迹仅《楞严经偈语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孝女曹娥碑跋》（故宫博物院藏）、《致四兄札》（上海博物馆藏）及数方题刻，虽存世稀少，却字字可证其笔法之精严、气格之峻整、思理之深邃。
其核心成就，在于将北宋经学思潮切实转化为书法语言：
一曰“理入笔端”。蔡卞精《易》《礼》，主张“书者，心画也，亦道之迹也”。其《楞严经偈》小楷，结体微扁而稳如磐石，横画起收含蓄如“逆鳞”，捺脚沉厚似“伏龟”，点画之间留白极慎，仿佛依《周礼》设官分职般讲求秩序与节制——此非技术摹拟，实为儒门义理在空间节奏中的具象化。
二曰“碑意入行”。不同于苏、黄重“意趣”、米芾主“刷字”，蔡卞在行草中刻意强化篆隶笔意：《致四兄札》中“顿”“首”“敬”诸字，转折处多用圆中寓方之“绞转”，竖画常作悬针而微带涩势，如刻如凿；其使转不取流滑，而求“迟留”之度，恰合《考工记》“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之匠意。
三曰“禅净相生”。晚年笃信天台宗，书风愈趋简净。《孝女曹娥碑跋》全篇无一赘笔，字距疏朗如梵呗停顿，墨色枯润随文气起伏——“孝感动天”四字浓重如磬音，“芳名永播”则淡扫若云痕，通篇不见情绪宣泄，唯见观照之定力。此已非“尚意”所能涵盖，实为宋代士大夫以书修为、以墨证道之罕见证据。
后世误将其书风混同蔡京，盖因二人早年同习王书、共受荆公熏陶；然细勘可知：蔡京纵逸跳宕，多机巧之变；蔡卞沉潜内敛，守大朴之真。董其昌曾于《画禅室随笔》中辨曰：“元度书如老僧入定，万缘俱寂；君谟（蔡京）则如健鹘摩空，顾盼自雄。”一静一动，判若云泥。清代朱履贞《书学捷要》更断言：“宋人能以经术驭笔者，惟元度一人而已。”
尤为可贵者，蔡卞书法始终未堕“馆阁习气”，亦不趋时媚俗。其拒绝将书法工具化为应酬手段，所有题跋皆紧扣文本义理——题佛经则肃穆，跋史册则凝重，书家训则端方。这种“文—书—道”三位一体的创作伦理，使其作品成为理解北宋政治文化深层结构的重要物质载体。今日重审蔡卞，不仅是补全书法史谱系，更是重拾一种被遗忘的书写尊严：书法之高境，不在炫技之奇，而在载道之重；不在形貌之似，而在精神之真。#三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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