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秋夜，八一厂的灯熄得很晚。摄影机最后一次停转时，古月悄悄把外套披回肩上，坐在片场一角喘气。那天他刚结束《四渡赤水》的补拍，体重被硬生生压到一百三十多斤，脸颊凹下去，连同事都小声嘀咕：“再瘦就不像主席了。”这种反差，是古月多年来重复上演的日常——增重、减重、再增重，周而复始，没人想到这套极端做法会在十二年后把他的心脏逼到极限。
往前追溯，1939年腊月，湖北老河口的阵阵炮火中，一个啼哭的男婴手足被母亲紧紧护着。动荡把他推向了桂林孤儿院，也让他七岁就见识战火的残酷。十岁那年，解放军开进桂林，他攥着破旧书包站在街边，听到“毛主席的队伍来了”，只说了一句：“我要跟他们走。”少年的坚持让文工团领队心软，于是军号声成了他的摇篮曲。
二十来岁，古月随部队辗转昆明。一次坐火车，他对面的大叔盯了半天，忽然从怀里掏出《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画，指着上头的人像说：“小伙子，你俩一个模子里刻的吧？”周围乘客哄然附和，这第一次“撞脸”让古月有些害羞，也埋下了日后机缘的种子。
1978年春，文化部和总政同时下文，全国搜寻能在银幕再现领袖风采的特型演员。昆明军区把古月的照片寄到北京。照片在总政文化部流转，一路通过胡可、耿飚的手，最终摆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桌上。叶帅拿起放大镜，盯了足有半分钟，才用红笔在背面划了一个圈，“就他吧！”两句话敲定了古月的命运。
1980年1月，古月拎着简单行囊走进八一厂宿舍。眼前全是陌生面孔，他却顾不上拘谨。第一部戏《西安事变》只给了不到半个月准备，台词厚得像砖头，细腻的神态更非一朝一夕可学。那段时间，他每天清晨五点到工作室，对着镜子练手势、琢磨语气，深夜还揣着录音机听毛主席讲话录音，倒带到磁带起毛。
试拍当天灯一亮，他迈着微驼的肩、稳稳落座，抬起右手略带犹豫地摆了摆，片场静得能听见灯泡的电流声。导演成荫冲坐在监视器后的总政首长点头，“过！”就这一声，让古月悬着的心落了地，也让他彻底明白自己此后只属于一个角色。
此后二十多年，银幕上的毛主席有青年时的意气风发，也有建国后运筹帷幄的沉稳。观众看到的是不同阶段的伟人，背后却是古月一次次对身体极限的挑战。《四渡赤水》前饿得喝白水过夜，《彭大将军》又得把体重飙回一百七十斤，他常开玩笑：“这身肉是为角色存取款。”
为了捕捉神韵，他守在资料馆里翻阅《毛泽东选集》，又跑到中南海拜访毛主席的老卫士，问得最细的问题竟是“主席走路到底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对方愣了愣，只答：“他走得很随意，你别演得像机器人。”可古月偏不放松，每场戏之前都要在镜子前反复确认袖口松紧、手指弯曲角度，再闭眼揣摩一句话的停顿长短。
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换来了观众的共鸣。1989年《开国大典》公映，北京长安街的电影院外排起长龙，有老工人看完后湿着眼圈说：“就像主席又回来了。”掌声里，古月躲到幕后，平复因紧张而突突乱跳的心脏，他向摄影师悄声问：“是不是还能再像些？”
然而身体不会说谎。高强度拍摄拧干了体力，频繁增减体重折磨着心血管。2005年7月1日清晨，古月在湖南家中突感胸闷，手捂心口喊疼。120赶到时，他脸色蜡白，血压急速下滑。救护车喘着粗气冲向解放军总医院，他微睁双眼，以极轻的声调对医生说：“我不行了。”话音尾音微颤，随即陷入昏迷。
抢救持续到夜里仍不见起色，心电监护器上的曲线最终化作一条直线。7月2日凌晨，66岁的古月离开人世，定格在与毛主席扮相几乎重叠的模样。病房外，剧组同事低头哽咽，有人回味起每次拍戏时他喊“同志们辛苦了”的语调，那分不清是演员还是角色的声音，再也听不到。
消息传到八一厂，老艺术家们默默摘帽致意。更远处，许多上了年纪的观众翻出旧影碟，轻轻擦拭，屏幕里那熟悉的身影微笑、挥手、疾行，仿佛又把人带回到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不得不说，一位演员能用一生完成一个角色，本身就是件罕见而艰辛的事。
多年后，业内提起“特型演员”四字，总绕不开古月。有人评价他演绎的不是模仿，而是把自己嵌进了历史，让镜头在有限的底片里留住领袖的精神肌理。遗憾的是，他把全部生命都放进了那身中山装，再想看他脱下角色，已成奢望。
古月没留下豪言，只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我是解放军的人，也愿意一直做主席的兵。”简短八个字，概括了一生的归宿。从湖北到桂林孤儿院，再到八一厂，他把漂泊化作信念，把信念化作银幕上的姿态。剧终灯灭，人散场，却有人在心里低声念——“古月，就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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