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8日深夜，上海四川中路的高阳里依旧灯火通明，走廊里来回的脚步声夹杂着咳嗽声，此起彼伏。誰也没想到，这将是鲁迅在人世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清晨五点二十五分，呼吸停了，钟表的秒针继续转动，但屋子里的人都怔在原地：这位以笔为刃、呼吁“唤起民众”的战士，再也不会提笔了。
消息像潮水一样涌向租界的弄堂。几个小时内，《大晚报》在头版空出整块版面，只印三个醒目的黑体字——“鲁迅逝”。人们把报纸摊在摊头，几乎不敢相信。街角小贩说：“怎么就走了呢？”没人能回答，他自己也哽住了。
鲁迅近十年的病底，熟人都知道一二。1928年那场剧烈的肺炎埋下伏笔；1936年初的支气管炎、气胸和反复发热，则像催命符般一步步把他推向生命尽头。邓恩医生来诊时用英文轻声提醒：“must be careful”，但鲁迅偏偏放不下手里的校样。“不写字我就更难受”，他半躺在床沿嘀咕。这个习惯，谁也劝不动。
瞿秋白牺牲后，他在一个月里完成《海上述林》上卷，四十一万字的清样凌晨一点还在灯下翻动。朋友心疼，可他只是摆手：“活几年，还是这几年，总要做完点事。”那句“赶快工作，哪怕少活几年”后来被学生记在小本子上，读到的人都沉默。
19日上午，许广平强忍悲痛，与周建人、冯雪峰等匆匆碰头，敲定万国殡仪馆承办后事。治丧委员会列出九人：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名单一经公布，上海滩沸腾，电报与唁函塞满门口的竹篓。
20日至22日，三天吊唁。学生排起长队，雨衣被秋风吹得猎猎作响，却无人离去。那年头，上海租界警察向来多嘴，如今也束手旁观。下午大殓时，许广平扑在棺木上失声痛哭，巴金摸了摸眼镜框，什么都没说。短暂的静默后，人群中爆出压抑已久的抽泣声，声音密集得像雨点。
问题出在谁来抬棺。胡风提议由文艺界扛起担子，理由简单：鲁迅是他们的旗帜。章乃器马上反驳：“鲁迅首先是中华民族的鲁迅，不是某个圈子的专利。”两人声音并不高，但火药味立刻蔓延，围坐的几十人神情各异。
“要不这样。”沈钧儒放下茶杯，慢条斯理，却句句掷地。“出灵走街，由文艺界六人承托；抵公墓后，各界代表接手。两边都尽到心意，鲁迅也不会介意。”此言一出，僵持的空气立刻松动。众人互望片刻，纷纷点头。方案就这么定了。
紧接着又得决定棺罩。若按官方惯例覆盖青天白日旗，鲁迅在天之灵恐怕要翻身抗议。沈钧儒提笔写下“民族魂”三字，大气磅礴，却避开了一切政治色彩。墨迹未干，他扬了扬横幅：“用它。”众人无异议。
22日下午一点五十分，万国殡仪馆鸣钟。胡风、巴金、曹白、艾青、蒋世桢、冯雪峰六人扶柩缓步。他们身形单薄，却握得稳，仿佛这具棺木比任何笔墨都沉重。送殡行列缓缓通过大西路，沿途自发聚集的百姓摘帽默哀，有孩子悄声问母亲：“鲁迅是谁？”母亲红着眼眶，答不上，只拉紧了孩子的手。
一路行至万国公墓，天空阴沉。根据先前约定，许广平、内山完造、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王造时六人接过棺木。采访的记者悄悄记录下一个细节：棺面上那面“民族魂”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像是在替主人继续质问苍天。
追悼词由沈钧儒朗读。他不惯大嗓门，却一句比一句有力：“他不曾做过官，却抵得过万千兵马；他不曾有枪，却深知刀笔也能冲锋。”众人低头，无人鼓掌，只剩啜泣。礼毕，石板合拢，泥土覆上，草籽撒下，一道小白石碑静默立起。所有人四散离去，秋叶簌簌落在新坟。
外界关于葬礼的细节议论纷纷，有人惊讶政府未能染指，有人感慨群众自发动员。也有报纸挑起“文坛内斗”话题，抨击胡风与章乃器。实则，两人都在意的只是如何让这位先行者走得体面。争论固然激烈，却是出于敬重。倘若鲁迅在世，必然眉头一挑：“少嚷嚷，抬不抬棺都不是大事，重要的是活人做什么。”
葬礼过后，上海的书店里，《呐喊》《故事新编》忽然脱销。有人说，这是读者在“抢救”鲁迅，担心文字再被禁锢。此事未免夸张，却折射出民众对光亮的渴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断了许多纪念活动，然而“民族魂”三个字，被写进了港口的船名、军队的留言、乃至许多年轻人的信封。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延安举行第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毛泽东提到鲁迅，说他是“民族魂”，也是“最伟大的路标”。这句话并非客套，彼时延安的印刷所几乎夜以继日地排印鲁迅全集，许多新战士在昏暗的油灯下朗读《伪自由书》，把讥讽与批判化作抗战的精神子弹。
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上海将万国公墓迁移，鲁迅墓迁往虹口公园。抬棺者中有当年的小青年，此时已鬓生华发。他们回忆十年前那场争论，仍觉“像昨天刚吵完”。一个老人咳嗽两声，低声说：“沈老的主意，真好，现在想来，还是对得起先生。”
时光流逝，关于那场葬礼，后人更关心的是“民族魂”为何如此分量沉重。答案或许藏在鲁迅生前一句话里：“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又常怀最大之悲悯。”他用极端冷峻的话语，去攥出一点温度。这份锋利加慈悲，正是他留给时代最宝贵的遗产，也是沈钧儒们执意要守护的棺木重量。
抬灵柩的争议终归尘埃，但那个秋天的决定，让不同立场的人得以并肩行走，也让鲁迅在尘世的最后一程保持了独立。若要总结，只能说：在分歧面前，愿意放下执念的人，才配举起“民族魂”这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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