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8日清晨，北京落着凉雨，灰云低垂。广场上人潮如涌，黑色挽幛在风里猎猎作响，沉郁压过每一口呼吸。就在庄严肃穆的主席台前，一抹格外醒目的黑纱与黑衫闯入所有镜头——那是江青。

外交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回忆：追悼会进入默哀一分钟时，江青站在第二排，纱幔从头顶垂到腰际，遮住了半张脸。她侧身的瞬间，薄纱轻晃，仿佛在刻意展示某种姿态。许多人当场愣住：按中央统一要求，男女干部皆配戴白花、黑袖章即可，江青为何独自加戏？

要读懂这条长纱，需要把时间拨回到六月初。6月5日凌晨，毛主席突发心肌梗塞，病房灯火不灭整三夜。华国锋守在病床左侧，汪东兴守在右侧，江青却只在墙角站了不到十分钟。“主席会好的，我去处理几份文件。”一句话后，她转身离开，再出现已经是傍晚时分。

同月下旬，朱德逝世，毛主席闻讯低声道：“朱毛终不能分离。”话音刚落，江青却在走廊里向姚文元交代：“准备一条消息，写‘江青同志代表党中央慰问首都人民’。”姚文元踟蹰，文件递到华国锋案头，被立即搁置。因为毛主席明确讲过，“她不代表我”。

唐山大地震突袭的7月28日，更暴露一条野心轨迹。灾情电报刚到，江青转身吩咐秘书：“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行，写清楚我是政治局委员。”灾民急需救援，江青却忙着修改标题。汪东兴后来感叹：“那时连字都透着冷气。”

8月最后一周，毛主席病势急转直下。江青却执意南下大寨，还连呈两份报告。“主席不在，我就成了寡人。”此话当晚传遍警卫班。陈永贵受命陪同，临行前被嘱托：“多看着点，她不好惹。”谁也不明白，一名病重领袖的夫人为何要在此刻谈“母系社会”。

大寨三日，江青的言行比天气还古怪。先责怪文冠果长势不佳，继而大谈“女人也能称帝”。面对围观群众，她忽然问陈永贵：“你随父姓还是母姓？”陈回答随父姓，她立即要求“改过来”。旁人苦笑，不敢接话。

9月6日晚，中央急电召回江青。毛主席的血压频繁波动，医生不离床榻。江青却在临行前打了两小时扑克，淡淡一句：“不要紧。”专列驶进石家庄时，已是7日凌晨。返回中南海后，她连叮咛医护“你们辛苦了”，却对病房里正进行的抢救毫无关心。

9月8日晚，毛主席进入弥留。江青坚持给主席翻身，被劝阻后依旧强行动作，导致血压骤升。医护全力抢救，她却信步走向走廊。半夜，她悄然离开医院，直奔新华印刷厂，声称“抓特务”。临走时，她递给工人一把文冠果：“文官夺权，记住。”露出锋利野心。

9月9日零时10分，心电图成一条直线。张玉凤冲出病房，江青随后扑入室内，放声痛哭：“快救主席！”声嘶力竭，却像舞台独白。接下来几日，匿名“劝进书”不断送到她桌上，内容无外乎“江青同志应接任党中央主席”。江青拿到信件，常当众朗读，言语里透着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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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大会前，中央专门下发着装通知：深色便装，白花黑纱，朴素为本。多数干部遵从，唯独江青别具用心，黑裙、黑衫，再辅以长至腰下的纱。知情人说，这一造型与阿根廷庇隆夫人出席国葬的装束几乎如出一辙。那位“庇隆夫人”在丈夫逝世后登上权力顶峰，江青无疑希望借此暗示自己也能继任“寡人”。

有意思的是，江青不仅想象力丰富，行动更直接。追悼大会第二天的政治局碰头，她开门见山批评华国锋“工作软弱”，旋即提出“我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王洪文、张春桥附和。叶剑英稳稳挡住，轻描淡写一句：“养好身体最要紧。”场面才算平息。

然而，她并未死心。9月下旬到10月初，江青在首都大街小巷高频露面，讲康熙斗鳌拜，讲“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即将来临。她最爱去景山摘苹果，时常说道：“苹果得留到盛大节日再吃。”听者心照不宣——苹果谐音“平安”，又象征权柄落袋。

10月6日深夜，警卫局长张耀祠出现在钓鱼台。江青仍穿那件黑衫，正与随行人员商议第二天的“学习班”安排。张耀祠沉声：“奉命请你去接受组织审查。”江青盯着来人，许久无语，终从腰间取下一串钥匙，放入牛皮信封，写下“华国锋同志亲启”五字。至此，四人帮覆灭，一枪未发，一声未响。

如今再回看9月18日那一袭长纱，它其实早已透露天机会向：江青把自己置于“寡人”的暗喻里，却忽略了势去人散的残酷现实。那块覆盖半张面孔的黑纱，是她精心营造的权力符号，也成了她政治生命戛然而止的注脚。

追悼会的庄严，映衬着个人野心的荒诞；一场大幕落下，新的历史阶段由此开启。可那条漆黑如夜的长纱，依旧留在许多亲历者的记忆里，提醒着后来人：在权力的残酷游戏里，再华丽的表演也难掩内心的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