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天安门城楼上那位身着中山装、神采奕奕的共和国总理，曾在心底默念一个名字——陈氏。人群的欢呼声如潮水，可他仿佛仍听得见少年时院落里风吹过白芍药的沙沙声，也记得那双带着墨香的手掌，轻轻扶正自己歪斜的毛笔。舞台上是建国大典的宏阔，舞台下则是他与母亲宿命交织的漫长往事。
倒回到一八七八年秋，苏北宝应县城的陈家书屋内墨香弥漫。十四岁的陈氏正在帮父亲陈源誊抄诗稿，这位秀才出身的老书生把唯一的小女儿当作掌上明珠，琴棋书画样样让她涉猎，又教些浅显医理。旁人笑他“教女无用”，他却只道：“闺阁亦需见天地。”谁曾想，读书识礼的栽培，将来竟影响了一个国家总理的童年。
一九〇〇年，陈氏年方二十，花轿停在海州周府门前。这桩亲事被视作书香门第与科甲世家的珠联璧合。可好景只维系半年，新郎周贻淦突患痨病，弥留中最放不下的，是周家香火。族长痛心之余，决定从兄长周贻能处过继幼子恩来，盼望为“老十一”留一脉血。万冬儿含泪点头，懂事地抬手为小儿抹去额头汗珠。按照族谱礼数，这场过继让周家免于“无后”之责，也让陈氏在独守空闺时多了一个生命寄托。
半年后，周贻淦辞世。陈氏换下喜服披上素衣，二十岁的她转而承担起两份角色——遗孀与养母。她没有自怜，她更关心幼子能否茁壮。于是请来乳母蒋江氏，自己则划出每日清晨两刻钟，教孩子识《千字文》、描柳体小楷。她反复叮咛：“字写正，心就正。”一句朴素家训，被周恩来牢记一生。
同时期的淮安，万冬儿操持大家族的柴米油盐。她聪慧果断，既能裁决家仆争执，也会在年节时将账薄一字排好，让族中老人安心。周恩来常被带在身边，可他仍旧要喊她“干妈”。这种别扭的叫法折射出清末大户并宗、过继的复杂礼法，也让少年心中早早种下家国与责任的概念。
一九〇四年夏，陈氏带着周恩来到私塾，和先生商定功课。回程路上，孩子兴奋得一路背《岳阳楼记》，她却示意放慢脚步，指着田埂上的青蛙说：“读书要像它们听雨，先安静，再出声。”寥寥一句，成了周恩来往后处理繁难事务时的格言：先听，后断。
过继风俗之外，陈氏的日常更多是平淡。她擅画折枝芍药，一张薄宣纸反复勾勒，院里便栽满芍药。有人好奇，她淡淡回应：“花耐寒。”或许，也是在说自己。孩子学步时常踉跄，她便拉着小手在花间转圈；花瓣落尽，她收拢晒干，夹进书页。多年后周恩来忆起母亲，最先浮现的就是“白芍药”的气息。
一九〇七年，清江浦。万冬儿病重，十余年劳心终于压垮身体。九岁的周恩来守在榻旁，陈氏不眠不休。临别前一刻，万冬儿将小儿手交到弟媳掌心，低声道：“好好读书。”陈氏含泪点头。对周家而言，两个女人之间没有嫉恨，只有互托后代的信任，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多见。
接连失去亲人与支柱，周家同样遭受经济滑坡。陈氏不得不变卖陪嫁细软，留出学费。外人或许感叹“书香门第终难敌时运”，然而她仍坚持每日给周恩来备好早课。夜深灯下，她手握朱笔批改蒙学作业，纸上零星油渍，正是省吃俭用的证据。
一九一三年，周恩来自东京回国，经天津转道淮安探望“娘”。风雪夜里，他看到陈氏已瘦骨嶙峋，却依旧坐在灯边抄《易》。短暂相聚，她只问一句：“学问可有长进？”他含泪回答：“娘放心。”母子对望，千言万语纳入一句承诺。次年春天，病魔终结了陈氏的生命，年仅三十六岁。
“母亲，我会让天下知道，你教出的学生没丢你的人。”这是周恩来在灵前的独白，只有守灵的八妈听见。百分之两的人生对话记录，就此成为家史片段。八妈随后接过抚养责任，她的慈爱与宽厚让少年得以在风雨中继续生长。
进入二十年代，周恩来奔走于欧洲与国内革命，风餐露宿。无论身在何处，他总抽空写信回家，附上西洋花种，叮嘱八妈替“娘”的小院添绿。白芍药由此越开越盛，香气飘满青砖黛瓦。
一九四九年建国后，西花厅落成。那片院子里首先种下的，不是玫瑰，不是牡丹，而是几丛来自故乡的芍药根。老工人回忆，总理亲自扶苗时，眼眶泛红却只轻声说：“她喜欢。”花开时节，远道来京的八妈推门而入，庭中一片素白，仿佛昔日宝应旧院重现。
如果把周恩来的人生成就拆解，会发现“严与慈”相生相伴：万冬儿留下外向、精干的性格基因；陈氏赋予他渊雅、沉稳的气质；蒋江氏与八妈让他懂得体恤百姓冷暖。多重母爱汇流，铸就那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也支撑他后来日夜操劳却始终温和坦荡的总理风范。
白芍药还在，北京的春天年年如期。花影摇曳之间，陈氏那首自题的《菩萨蛮》遗稿尚存：“淡香无语拂尘纱，一帘新月照窗纱。”字迹娟秀，放在玻璃柜里，偶有参观者驻足。对不熟悉这段家世的人而言，那也许只是总理母亲的手迹；可在知情者心中，却是一段女性在乱世里用温柔与坚韧撑起家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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