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五月初的太行山区，山风带着草木的潮气掠过村头。清晨五点，伯延公社的广播喇叭忽然传来消息：中央来人了。鸡犬相闻的小山村，瞬时像被拨动的弦，紧张又好奇。
从石家庄出发的吉普车没有前呼后拥。车里只有周恩来、邓颖超和两位工作人员。大路尘土飞扬，车身被蒙上一层土灰。路旁老乡探头张望，认出车窗里那张熟悉的面孔，赶忙摘帽作揖。周恩来放下车窗，挥手致意，声音不高却分外清晰：“别麻烦，大家照常干活。”这句话成了那天清晨最温暖的问候。
伯延公社在前一年就办起了群众食堂。文件上说好，标语上也写着“共产主义一大步”，可到底是好是坏，谁也不敢轻易评说。周恩来此行的任务，就是把真实情况摸准，拿到北京去。
头一天下午召开的干部座谈会，氛围拘谨。十来个基层干部嘟囔着各种“成绩”，词句像同一张模版里刻出来。“方便、团结、节约”，这些词在屋子里来回盘旋。周恩来俯身记录，却不置可否。暮色降临，他站起身：“明早再听群众怎么说。”
次日一早，十二位社员代表被请进会议室。大伙对视，犹豫不语。周恩来笑着指指墙上的画像：“我和照片里那人是同一个，你们放心说。”众人仍旧拘束，只点头称是。突然，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抬头：“说实话行不？假话俺说不出口。”一句话把沉闷的空气撕开。周恩来顺势追问姓名。对方挺直腰板：“俺叫张二廷。”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张二廷如倒豆子般把积压已久的苦水全盘托出：食堂分量少，孩子们吃不饱，青黄不接时只靠野菜充饥。末了，他补上一句：“总理，要是咱再不想法儿，来年怕是连您老人家都没粮了。”简短的几句话，砸在屋子里，如石落深井。
会后，周恩来捧着茶杯立在窗前，良久无语。夜深灯寒，他把笔记反复翻看，圈出张二廷的名字。随行干部悄声问：“总理，今晚是否休息？”他只摆手：“还差得远呢。”
凌晨的伯延槐影深浓。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和邓颖超徒步去了张二廷家。土坯房门半掩，四个孩子挤在一张土炕上，哥哥用袖口给弟弟擦鼻涕。张二廷正蹲灶台前抠火眼。一锅高粱面糊糊，寡淡的味道随热气飘散。周恩来弯腰进门，轻声招呼：“二廷，起这么早？”张二廷回头，瞬时愣住，手里草把掉进火塘。
寒暄几句后，周恩来问起孩子学会识字没有。得知大女儿十岁却还没进学，周恩来蹲下身摸摸女孩的头：“都说女子能顶半边天，你愿不愿去北京看看？”小女孩怯怯抬眼，没敢答话。张二廷忙摆手：“孩子多，俺自己扛。”周恩来正色说道：“我给你养个女儿，放心，等她长大再送回来。”屋里一时寂静，只听见灶膛里木柴炸裂的轻响。张二廷的眼眶湿了，却只是连连作揖。
当天下午又一场座谈会，周恩来把张二廷请来，让他坐在自己左手边。席间他提议取消统一食堂，改回各家自炊，并强调“群众同意才是硬道理”。不少干部面面相觑，半晌后一齐点头。随后三天，周恩来换着食堂就餐，常常突然拐进陌生院落，和老乡围着锅台唠嗑。有人请他尝一勺糊糊，他毫不推辞，放凉吹口气吞下去，然后详细记录原料配比、油盐用量。
五月六日晚，公社操场上小雨淅沥，几百名社员自发赶来送行。路灯昏黄，人群让出一条小径。有人嘀咕要维持秩序，周恩来摇头：“让他们站着。”他一步三回首，频频拱手，道别声此起彼伏。
凌晨三点，周恩来在驻地的电话机前播通上海。话筒那端的毛泽东听完汇报，沉吟片刻，在电报上批示：各地党委务必核实，食堂去留由社员自行商定。十几行钢笔字，改变了全国数万座公社的餐桌，也给伯延带来久违的炊烟。
盛夏时分，伯延的沟沟坎坎又绿了。张二廷家的小院里，正晾晒着辣椒和谷穗。邻居们常提起那场“敢言座谈”。有人问张二廷：“你怎么就敢当面顶总理？”他笑着摆手：“那会儿肚子咕咕叫，胆子就大。”话虽朴实，却点中要害——民以食为天，饥饿时最能逼出真话。
次年收成稍有起色，社员重拾自留地，一家家灶台又亮起火苗。王大娘说，锅底那层锅巴的香味，比公社大灶里的白面馒头更让人心安。没人统计过具体增产多少，可粮仓里再没见过空荡。
张二廷的大女儿最终还是留在了家乡。周恩来后来多次托人带信，询问孩子的读书情况，还寄来新棉布和铅笔盒。信里写道：“读书识理，长大回报乡亲。”字迹遒劲，折痕整齐，如同当年那位风尘仆仆的总理，干净利落，又饱含深情。
一九七六年初，噩耗传来，伯延村口的石碾旁围满了人。有人把旧报纸贴在墙上，黑框里是周恩来的遗像。张二廷站在最前面，帽檐压得很低。人群默默垂首，风吹过干涸的河床，黄沙漫起，像在给逝者轻轻覆土。
多年过去，伯延的村道铺上了青砖，新式收割机取代了旧木犁，那口曾经熬糠菜的铁锅早已锈迹斑斑，但村民的家里仍保留着一方火塘。每当新麦下场，总有人忆起那位总理的脚步声，说他当年留给这片土地的，不只是一纸批示，更是一种“敢把真话挑出来说”的底气。也正是这份底气，让山里人的饭碗再没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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