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初的香山，薄雾在晨阳里慢慢消散，菜圃里的西红柿秧刚被追过一遍粪水，泥土的味道与新芽的清香混在一起。忙完手头活的警卫班才准备收工，一阵脚步声从双清别墅方向传来——毛主席带着李敏、毛岸青过来“视察”他们的劳动成果。

北平和平解放刚满三个月，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转进北平也不过半月有余。双清别墅成了临时指挥所，这里既要处理山一样的文件，也得让一家人短暂团聚。26岁的毛岸青和19岁的李敏，几天前才从东北赶来香山。对于长期漂泊的两个年轻人来说，能和父亲住进同一个院落，是难得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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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背山朝水，前院有两棵高大的榆树。每天拂晓，警卫员武象廷都会沿着石阶巡逻。别墅北门外那块一亩多的菜地由警卫班打点，武象廷同时兼任班长。当日上午，他正指导排长分堆肥料，抬头便看见主席挥手示意，随即跟上。

主席笑着说，这片地要多施土肥，茄子西红柿才挂得好，一旁的李敏已经蹲下来薅草。武象廷见状，脱帽行礼后递上一把小锄头，毛岸青也学着妹妹卷起裤腿。那刻景象很朴实，却击中了许多在场老兵的心——从井冈山一路闯过来的领袖，此刻俨然一家之长。

傍晚，院里灯光渐暗。武象廷按惯例在小路口守夜，毛岸青端着搪瓷茶缸慢悠悠踱过来，问他今天巡逻累不累。两人同岁，都出过远门，也都身上带着未愈的旧伤，很快聊到一起。岸青神色放松，这与他初到东北时的拘谨判若两人。

对岸青而言，童年是断裂的。1923年，他出生在上海法租界弄堂，刚满百日父亲便奔赴广州。1927年至1930年，他随母亲辗转湘赣，四岁那年，长沙城头的枪声炸断了宁静，母亲杨开慧被捕，次年秋天英勇就义。史料记载，行刑前她年仅29岁。

母亲牺牲后，三兄妹境遇各异。岸青与哥哥岸英被秘密送往上海，再乘苏联轮船北上。1937年春，莫斯科郊外的第二儿童院为两名中国少年留出床位。他们在那座用白桦木建成的宿舍里学俄语、背课文，也在夜深时小声交换对家乡的记忆。

1938年，贺子珍赴苏养病。她找到王稼祥打听两兄弟下落，被领去儿童院。兄弟俩正用俄文抄写作业，见陌生的中国阿姨走进来，先是愣住。贺子珍没急着寒暄，先替他们把散落的棉衣叠好，又把沾满面粉的桌面擦净。十几分钟后，才轻声说：“你们父亲一切安好。”简单一句，化开了孩子心里那堵墙。

接下来几年，贺子珍每月70卢布中相当一部分花在两个少年的文具与点心上。白面包、牛油糖、酸黄瓜，对在战争阴影中长大的孩子来说都是奢侈。两兄弟后来回忆，这位“贺妈妈”经常拎一兜苹果出现，一边帮他们补缀袜子，一边讲延安的见闻。母爱在异国他乡重新被点亮。

而岸青的健康并未跟上成长速度。1938年底，纳粹空军轰炸莫斯科外围时，宿舍震裂，他被掀翻在地，脑震荡留下后遗症——偏头痛、情绪波动、记忆力下降。医生建议多散步、少动脑。但战争时期，哪有真正的静养？1946年，他随苏军翻译处迁往海参崴，随后才在东北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香山的夜风带着松脂味，武象廷听完岸青断断续续的回忆，沉默片刻，终于问出那个在他胸口憋了一下午的问题：“你亲妈妈牺牲了，现在的妈妈对你好吗？”岸青抬头望着初升的月，声音低却坚定：“贺妈妈把我和哥哥带大，她对我好得很。”两人相视，无需更多言语。

翌日一早，菜圃里又热闹起来。主席让勤务员去搬一捆竹竿，说要给西红柿搭架子。李敏笑着问父亲：“为什么不用木桩呢？”主席回答：“木桩粗，竹竿轻，成活率高，咱们要省料还得多收。”一句话听似家常，却透出老一辈革命家精打细算的作风。

驻地虽偏，电报机却从不休息。5月间，北平到全国各地的指令源源不断，一条条线网在双清别墅交织。可当夜幕降临，主席依旧会领着孩子们沿着香山栈道散步，警卫员隔几米跟着，掩在树影中。战争尚未彻底结束，和平仍需付出代价，但此刻的脚步声，已比硝烟中的炮响更令人安心。

几周后，毛岸青被调往中央政治研究室协助翻译外文资料。临行前，他再一次来到菜地，同武象廷握手。没人做正式告别，那只是普通的一天。只不过，风起时，西红柿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替那段短暂的香山岁月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