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刺史州|团练州|宋代|节度使|节度州|观察使|都督府|防御州

自秦以后，中国历代政府都将疆域划分为行政区进行统治，这些政区按上下关系分为若干级，在同级政区之间，又有等第的差别。作为基层政区的县，自秦代始就有等第之别，而统县政区至晚在汉代也已分等。观历代统县政区的等第分别，以宋代最为繁复。

宋代统县政区的等第，大致有五个系统。一是全部统县政区分作府、州、军、监四种，地位依次而降，府是地位较高的州。这种分法为宋代独有，而且，在“等第”的意义而外，还有功能上的不同类别。比如，“军”重在军事功能，一般置于近边地区及内地的军事要地；“监”重在经济功能，一般置于盐、铁、铜等产区，可看作宋代的工矿业区。二是所有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这是沿袭唐代的分法，唯多“中下”一种。所有的军也被纳入这一系统中，其等第都同于下州。三是所有府分为京府、次府二种。京府有四，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其余的府皆为次府。四是承袭唐制，部分府、州置都督府，都督府又分大都督府、中都督府和下都督府三等。五是所有府、州分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四等，即本书所称“节度—刺史体系”等第，其中刺史州又称军事州。这一系统也与唐代方镇有关，但作为统县政区的等第而形成一个系统，则是在宋代。本章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个系统的等第，它在这五种等第分类中，是较为复杂而最不受人注意的一种。

这五个系统界限清楚，有各自的体系。比如，府、州的“节度—刺史体系”等第系统，与“都督府”系统有某些关系，都督府较节度州地位更高，有时论及州的地位时，也将都督置于节度州之上。但都督府与府、州的“节度—刺史体系”等第序列又不能融为一体，其原因有二：第一，都督自唐代中叶以后，便为节度使所代替，其后一直为亲王遥领的虚衔，其长官大都督及属员如长史、司马等所系之州，其实都另设有节度使及相应机构，有时以亲王领节度使带大都督衔。都督之号固然尊贵，然领事者乃节度使。节度使与其下的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外加观察使，形成完整系统。宋代都督府与府、州的节度—刺史体系等第是分别沿承唐代的两个系统。第二点更为重要，宋代的府、州必为节度、防御、团练、军事中之一级，但不能同时是其中的两级。都督府加入其中之后，情况则不同了，节度州可挂都督府名，其等第更高，都督府必为节度州，但都督府不能代替节度之号。尽管对于宋代统县政区，除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的八级等第，其他等第之制未有专文研究，但综观《宋史·地理志》，似乎大都督、中都督、下都督府自成一个体系，其等第居诸州之上，其与“次府”或节度—刺史体系等第都不能成一个完整系统。因此，要研究一个“体系”，似可不考虑都督府，只将节度以下四个等级的府、州作为对象即可。

这五个系统的等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比如，宋代有定制，州升府必先升节度，“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不过到了南宋，这个规定就得不到严格执行了，但毕竟体现了两个等第系统之间的关系。另外，在拟定统县政区的等第时，无论哪个系统，都须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如统县政区的经济地位，这可以户口田赋为衡量标准；军事地位，一般可以地形和驻军多少来衡量；与都城的距离和相对位置；以及是否为地区中心。这样，某州在一个系统中等第较高，可能在另一个系统中也有较高的等第。有些统县政区可能同时是节度州、大都督府，或者节度州、辅州。但是，这五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应的。有些统县政区没有被纳入某个等第系统的编排对象中，而各个系统所针对的又是不同的对象，部分原则不一致，致使没有一个统县政区同时兼有五个系统中的最高等第。

各等第系统之间不仅存在联系，有时还有竞争关系。在北宋后期，府号或州名与军额之间有过名号上的争夺，如以京兆府还是以永兴军，以真定府还是以成德军作为该政区在官方文件中的正式名称。考虑到北宋四京不用军额称，故永兴与成德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节镇，其名号定于府，还是定于军额，这种犹豫正说明两个系统之间的竞争。

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的地位差别

宋代府、州的“节度—刺史体系”等第，实源自唐代的方镇。唐、五代的方镇入宋后渐被架空而成虚职，其长官不到本州任职，不再掌握府、州的实际权力，但官名则作为州的等第保留下来，固定为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和刺史州四等。这四种府、州的等第依次而降，其地位之差别首先表现于州的“品秩”，即出任该州长吏者所需的正常品秩。

在宋代，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如州、府长吏与州、府“品秩”相同，则曰“知某州”，如长吏品秩高于州、府，则曰“判某州”。如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是“以四品（官）临五品州，品同为‘知’，隔品为‘判’”。州之“品秩”与该州官员的品秩互为关联，若低品官员任职于高“品”州，其往往会因缺乏威望而难以处理公务。景德四年（1007），因兴元府护军仅为三班奉职之低品官，“以秩轻故”，受到小校的无礼对待，朝廷乃下诏“川峡节度州及冲要兵多处监押，用侍禁已上”。

宋代各府、州皆有幕职官，地位在知州、通判之下。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所配置的幕职官是不同的。唐后期节度使多兼观察使，受其影响，宋节度州不仅有节度掌书记、节度判官、节度推官，还有观察支使、观察判官和观察推官。防御、团练、刺史州则各有判官、推官。按州的地位由节度、防御、团练、刺史的次序下降，幕职官的等级亦大致依此次序下降，其中各州判官又高于推官。

州在“品秩”上的差别，又导致州官待遇的不同。州官的待遇既与“上、下、紧、望”之等第有关，亦涉及节度—刺史体系之等第。如地方官员的俸给，主要取决于前者，而后者决定官员在本州的公用钱，以及职田、斋设钱等。节度州长吏每岁可得公用钱“百千”，而防御、团练、刺史州仅“五十千”。通判以下，公用钱亦按州之节度—刺史体系等第之变化而各不相同。另外，真宗咸平二年（999）定外任官之职田，各等第的府、州之长吏亦有区别，其中“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景德二年又规定“自今宗庙忌日，西京及诸节镇给钱十千，防、团州七千，军事州五千，以备斋设”。即便是知州、都监、通判的“常从军士人数”，亦与任职之州的节度—刺史体系之等第有关，而非与官员本人的品秩挂钩。甚至“诸州本城马步军都指挥使已下”等地方武将的俸给，亦以“三京为一等，节镇为一等，防、团、刺史州为一等”。

因为有这些差别，对于府、州来说，考虑到州的地位及官员的待遇，州的等第自然越高越好。个别州等第已升，然职官未与州的等第相匹配。如北宋时陵州，“淳化中因草寇（李顺）扰蜀，……知军州事张亶能率其众，共力御之，既为完城，遂不污贼。朝廷嘉奖，故特以团练之额褒名其州。虽然，但未暇赐印，因循至今”。文同之所以孜孜以求职副其名，正因为陵州等第的升迁，意味着该州地位提高，同时也使州官在经济上获得应有的待遇。

定等第之原则

当然，朝廷须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各州的等第问题。因为等第即意味着区别，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如节度州，按《宋会要辑稿》所言，“本朝州郡之别，土广民众，则必表以节制之号”。遍视宋代百余节度州，固然有许多州确为经济繁荣之地，然于前代皆已为节镇，在宋初几乎不存在经济发达而未为节度州者。经归纳，宋代府、州节度—刺史体系的等第升降一般遵循以下六个原则（见表1）。

表1 宋代所升节镇及升等原因

第一，军事上较为重要的州，等第都较高。如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在唐、五代或是靠近边塞，或为近畿重地，一些府、州因地理位置重要及驻军较多，已成为节镇。在宋代又有十四州升为节镇（贝州升而复降未计其中），其中有八州因军事原因而升等，内又以陕西路为多。宋与辽、夏的对峙与冲突，显然是多个州升等的主要原因。

第二，各路转运使治所在州，或地方政治、军事中心，一般在北宋前期已为节镇，只有个别例外。如益州和并州，在北宋曾有一段时间降为军事，但都是特殊情况使然，前者是因淳化年间李顺之乱，后者是因北汉于各割据势力中最晚降伏，且在宋初两朝多次用兵才得以平服，故皆降其等第以示惩戒。但一段时间之后，两州又相继升为节度。

第三，京畿附近府、州有较高等第。因这些州从理论上来说具有“拱卫京师”的重要职能。另外，北宋全境军力的分布特点是重中央而轻地方，除北方近边之地外，由京畿向外，渐远渐少。因此，即使从驻军的情况来看，京畿附近各州也有相当的重要性。故而郑、颍、蔡等州在宋初之等第为防御、团练州，后来相继升为节度州，同时，部分由州升为府，或列入北宋中后期两番置废的“四辅”。因汝州亦距离开封较近，在几位大臣的强烈要求下，朝廷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亦升汝州为节度州。考虑到北宋时汝州的经济相当落后，除了“密迩京师”，地理位置亦无其他重要性，可以认为其升为节镇，缺少其他方面的理由，只是因为与京师的距离较近。

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第三类节镇中的大多数在宋初已经存在，宋代新升的不多。这是因为这两种原则，早在唐末已经形成。各路的政治、军事中心亦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才最终形成，尤其是南方地区，自唐末以后，各地政治中心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又，汴洛一带本就是中原的中心地带，在中晚唐方镇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许多节镇，五代各朝定都非洛即汴，首都位置便没有大的变动，因而宋代京畿附近的节镇，有一半形成于宋开国之前。而第一类因军事上的原因而升等的，大多集中在疆域变动较大的陕西路西部，另有南方、西南近边地区的个别州。河北路则不同，其地自唐中叶已形成割据之势，而且此后主要的外敌一直是北方的契丹，故河北一带在唐代便用兵最多，大部分节镇至五代末早已形成，入宋亦未有大变。前代的遗产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故顺理成章地为宋所接受，只是按形势变化而新设少数节镇。

第四，皇帝之“潜藩”“潜邸”，应升府并升为节度，这在宋代已形成制度。“祖宗典故，应系潜藩，皆升节镇。”“故事，潜藩州建军府名。旧制，天子即位，尝所领州镇，自防御州而下皆升军名；若节镇州则建为府。”因此而升节镇，有太大的偶然性，地理因素在里面不起什么作用，但在宋代，因此而升节镇的恰恰最多。几乎每一个皇帝在即位前都曾被封为某王，或在名义上为某州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登基之后，这些州就要升节度、升府。某些“潜邸”州，祖宗在位时未来得及升节镇，隔了百来年，最终还是升了。经过两宋三百余年，因“潜藩”而升节镇的就达二十余个，占宋代新升节镇大半。此制度在徽宗时“造就”了一大批节度州，但在南宋并未完全得到实行，“比年以来，升蜀州为崇庆府，剑州为隆庆府，恭州为重庆府，嘉州为嘉定府，秀州为嘉兴府，英州为英德府。蜀、剑既有崇庆、普安军之额，而恭、嘉以下独未然。故幕职官仍云某府军事判官、推官，大与府不相称，皆有司之失也”。“光宗自荣州刺史进封恭王，……而荣州至今不锡军名，盖中书之误。”其“失”“误”之一，是潜藩原非节度州者必当升节度，而南宋不然，如上述荣州至宋末仍为军事州，孝宗尝为和州、贵州防御使，理宗尝为成国公，度宗尝为贵州刺史，却未升和、贵、成、英等州为节度州；其“失”“误”之二，是南宋时不再严格遵循潜藩先升节度后升府的原则，某些州已升府却仍未升节度，如英州（英德府）。某些时候，潜藩升节度州有滞后性，比如哲宗尝为均国公，升均州为节度在徽宗宣和元年，这也是制度未完全施行的表现。嘉州为宁宗潜藩，然升节度在开禧元年（1205），距宁宗即位已有十余年。秀州为孝宗出生之地，不过其于嘉定元年升嘉兴军节度之时，距孝宗即位（1162）已近半个世纪。恭州（重庆府）于南宋后期最终升作节度，然距其于淳熙十六年升府已隔多年。

另外，如秀州，因孝宗生于此地，升作“嘉兴军”；赵州，因州名与国姓同，升作“庆源军”，亦可归为此类。

第五，其他原因，如上述陵州，因州官守城有方，该州免为李顺所破，故升之为团练州。景德四年破宜州叛卒陈进于象州，乃升象州为防御。又如，建隆元年（960）责王彦昇为唐州团练使，“唐本刺史州，于是始改焉”。乾德五年（967）论王全斌、崔彦进平蜀时之暴行，责授二人为节度观察留后，升金、随二州为节度州以处之。唐州之升团练与金、随之升节镇，已算是较为随便的做法，更有甚者，徽宗时升温州为“应道军”，只是因为皇帝宠幸的道士林灵素是温州人。不过这一做法不久之后被纠正，高宗建炎间即复降温州为军事州。

第六、州之等第下降，主要是军事上的原因。潭、朗（鼎）、益、并等州，皆亡于宋之武力，或因其被纳入宋之版图后，于全国之军事地位不再如割据时重要，故皆被降等第。益州于淳化中有李顺之乱，贝州于庆历中有王则兵变，泸州因景定二年（1261）守臣刘整率军北降，故朝廷皆降其等第以示惩戒，并降低其军事地位。

总体上来看，各防御、团练、军事州或升或降，数量变动不大，但因为诸多原因，节镇则愈来愈多。宋太平兴国五年，全国共有节度州71个，到宣和七年有103个，德祐二年达到109个（北方失地以北宋末数字计），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见表2）。就时代看，升节镇最多的年代只有一段，即徽宗元符三年至宣和元年（1100-1119），二十年间，共升22州为节度州，占整个宋代所升节度州的1/2强。整个南宋，仅升8个节度州（又降温、泸二州为军事，总数增6个），可说到了南宋，这一等第制度已很稳定。

表2 宋各路节度州数

军事因素决定地域分布

在地域上，节度—刺史体系四个等第的州在各路的分布很有差别，由表3所体现的元祐年间各路的情况来看，京西路大部分州已为节度州，防御州与团练州很少，军事州（即刺史州）则不再存在。京东路亦类似，大部分为节度州，尚为防御、团练、军事州者，仅余胶东半岛的登、莱等州及单、潍、淄等小州。再次为河北、陕西。“潜藩”升作节度州，从概率上来说，各路应当是相近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因此，各等第的州的分布，很能反映决定宋代各州节度—刺史体系等第的两个主要因素，即近京各州及军事要地照例等第较高。若再考虑到京畿周围设辅郡及增置节度，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军事方面考量，那么可以说，在宋代，州的节度—刺史体系等第之高低，主要还是取决于军事因素，正如唐中叶初设节度使之时。

表3 北宋前后期各路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数

军事格局的变化，导致陕西路西部增加大量的节度州，也导致河北路各州于景德之后等第变化的停滞。正因为北方数路各州的等第，主要取决于其军事地位，故在战争时期，一些州的等第往往会升高。反之，在和平时期，等第升迁之事则不多。景德之后，宋辽之间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河北路各州的等第即很少得到升迁。而陕西路既担负了对夏作战的任务，又是神宗之后向西拓土的基地。宋代增置节度州的情况，很能反映这一“军事决定”原则。

宋代因军事因素而升节度的州，属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北宋后期陕西新增节度州，如庆、渭、乐、西宁、熙各州，皆在当时永兴军（转运使）路西界及秦凤路，若非经略安抚使路治，即为镇抚少数族之要地。相比之下，河北路节镇增加较少：冀州是因代替贝州而成为河北东南的军镇，而瀛州则为安抚使路治。这两路的状况符合北宋的军事局势：河北路自唐以来即因与契丹的争战而多节镇，至宋，争战未有加剧，故表现在州的等第上，也较为稳定；而北宋后期神、哲、徽三朝向西北拓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不论是否有进一步开拓疆土的意向，已得的熙河兰会等地总需守御。因而，虽然陕西路原来之节度州已远多于河北路，仍增置了许多节度州。

二是于南方靠近少数族的地区置节度州。鼎州之所以于宋代复升节度，因其负有抚定荆湖西部的少数族地区的责任。这可能与熙宁五年章惇开梅山有关。同样，融州之置节度，亦为广南路西北及荆湖南部有较多之少数族，该州一度置帅府，后又置都督府，也出于同样原因。泸州亦负有相类之责任，其于北宋时以梓、夔二路之兵马钤辖使兼为沿边安抚使治，可知镇抚川峡西部、南部之少数族，即为其主要责任。一直到南宋末，该州的这一地位仍未变。琼州为宋代最南部之节镇，位于今海南岛上，先前其旁有镇州，于大观元年（1107）为节度州，政和元年（1111）并镇州入琼州，其节镇地位亦为琼州所得。于此处设一节度州，其意甚明，乃为控扼琼海之地。上述南方少数族及缘边地区节度州的增置，表明宋代对开拓南方出力甚大。尤其是海南岛，于宋代开发尤力，自宋初即作为重要的流放地，如苏轼贬于琼州，虽不如韩愈于潮州影响之巨，然毕竟将中原文化带到海南。而宋之设节镇于琼州，较之前代的半放弃状态，其重视程度及对海南岛开发进程的影响，终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种仅一例，即南宋之江州。南宋时中原已失，只是在名义上保留北方的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军事州，以北方各州的节度使等职任命官吏，自然提不上等第之升降。即便南方诸州，亦很少升降等第。在南方，一共增置了8个节度州，其中7个是“潜藩”，唯一的例外即是江州。江州于南唐时即为节镇，但北宋初降为军事州之后，至南宋建炎初方才重置节度，这是为了适应南渡后沿江防守的重要性。

可见，宋代之节度州虽然不再如唐、五代那样，是军政合一的一级政区，但还是与军事关联密切。这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因军事地位的重要而升某州为节度，并未如唐代一般附加相应措施以加强其军事功能，而只以“节度州”这一等第为其军事地位之表征。不过，南宋时受到外敌的严重威胁，宋廷多次面临亡国危机，于是又有人想起：唐代方镇虽然导致内乱，然以之抵抗外敌确乎有效。建炎间，李纲上疏请于各地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仿唐代方镇，建立军政区以集中力量抗击金军。南宋于各路遍设安抚使，并以之为一路最重要的长官，可能是受了李纲奏疏的影响。但李纲的建议大部分未被采纳，并且安抚使只是本路的军事长官，并未享有各种大权。南宋末文天祥又提出全面恢复方镇的主张，然不及实施而宋亡。南宋人未能使“节度—刺史体系”复唐代旧观，该体系在北宋初罢方镇之后，至南宋亡，一直作为一个府、州的等第系统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