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尤其是大年初一初二，很多地方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香火最旺的往往不是那些巍峨大庙，而是一个个小小的土地庙。里头供奉的那位，白胡子，矮个子，慈眉善目，拄着拐棍，笑呵呵地看着你——没错，就是土地公。
咱们中国人拜他，拜得实在，拜得亲切。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有点“杠精”的问题：这位管着咱们脚下三尺土的老神仙，他到底是谁？是历史上真有这么个人，还是凭空造出来的神？他是周朝的，汉朝的，还是明朝的？
你要是去问村里的老人，他们可能会给你讲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土地公叫张福德，是周武王时候的人。 他在朝廷里当大官，管天下税收，却是个清官好人，体贴百姓，孝顺父母，活了一百多岁才无疾而终。神奇的是，他死后三天面容如生。有个穷人家感念他的恩德，就用四块大石头垒了个小石屋供奉他。结果没多久，这户穷人家居然发达了！邻里乡亲一琢磨，这肯定是张老爷子成神了，在保佑大家啊！于是大家凑钱修了庙，塑了金身，尊称他为“福德正神”。你看，土地公的“官方全称”就是这么来的，管土地，更管福气和德行。
第二个故事则跟皇帝有关，说的是汉光武帝刘秀。 当年刘秀反抗王莽，兵败逃命，躲进深山，眼看就要完蛋，是一个好心的老农救了他，把他藏了起来。后来刘秀打下江山，当了皇帝，念念不忘这位救命恩人，派人回去找。结果却得知，老农早就被王莽的兵杀害了。刘秀那个伤心啊，为了报答恩情，也为了让天下人记住这份忠义，就下旨修建土地庙，封这位老农为一方土地神。
这两个故事，一个来自周朝，一个来自汉朝，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听起来都挺像那么回事，把土地公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历史上真有其人。但真相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咱们拜的土地公，最早压根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他的来源，比所有朝代都古老，古老到咱们祖先刚开始种地的时候。
在远古，咱们的祖先靠天吃饭，靠地活命。头顶的天，脚下的地，是最神秘、最强大的力量。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最初是纯粹的敬畏和崇拜。大地能长出庄稼，能承载万物，像母亲一样养育一切，所以最早的土地崇拜，其实是“地母崇拜”。那时候，土地是一种模糊而伟大的自然力量，还没变成白胡子老爷爷。
真正给土地“封神”，并且纳入国家“编制”的，是周朝。周朝人特别重视农业，搞出了一套严密的祭祀制度，叫做“社稷”。“社”，就是土地神；“稷”，是谷神。这俩合一起，就是国家的代称。从天子到诸侯，再到普通村落，每个层级都要立“社”来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时候，“社神”虽然人格化了一点，但主要还是代表一片区域的土地之灵，形象并不固定。
土地公变成今天这个和蔼可亲的基层老干部形象，是后来慢慢“演”出来的。这个过程，是神仙世界的一场“基层下沉”。
到了东晋，《搜神记》里就记载，一个叫蒋子文的汉朝人死后成了土地神。这说明那时候开始，人们喜欢把一些有德行的、有故事的本地人物，奉为保护一方的土地神。土地公开始有了“人事任命”。
明清时期是土地公形象的定型期。小说《西游记》立了大功，孙悟空动不动就拿金箍棒敲地面：“土地老儿，出来！”那个立刻钻出来、毕恭毕敬、消息灵通又有点怕事的小老头形象，就此深入人心。老百姓觉得，神也得有人情味啊，于是又给他配了个老伴——土地婆。两口子一起处理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像极了村里的长辈。
所以你看，土地公压根不是某一个朝代突然蹦出来的具体人物。他是咱们农耕文明的“根”，是从对土地的原始崇拜里，像老树生根一样，慢慢生长出来的。他从浩然的“地母”，变成国家的“社神”，最后下沉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成了最接地气的“福德正神”。张福德和刘秀救命恩人的故事，只是后人为了亲近他，给他编的“人间履历”罢了。
正因为这种极致的人间烟火气，土地庙可以修得无比简陋。 两块石头一搭，就是一座庙；一棵老树下，摆个神龛，香火就能续上。在北京，过去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土地庙；在台湾，有“田头田尾土地公”的说法；在江西，人们正月里会扮成土地公巡游。皇帝在天坛祭天，在地坛祭地，那是国事；老百姓在村口小庙上炷香，那是家事。一国之本，一家之基，都在这份对土地的感恩里。
所以，下次再给土地公上香的时候，你大概能明白了：我们拜的，不只是某个叫张福德的老爷爷。我们拜的，是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是千百年来春种秋收的希望，是“家”和“根”的具象化。他不是哪朝哪代的人，他就是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寄托，一直活在我们的习俗里，香火从未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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