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熠慧×焦姣：妇女一直在工作|世纪|妇女一直在工作|家庭主妇|焦姣|爱丽丝|苏熠慧|马克思

1月30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苏熠慧和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焦姣做客陆家嘴读书会，聊了聊美国史学巨擘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的代表作《妇女一直在工作》。我们特地将本次对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活动现场

苏熠慧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焦姣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焦姣：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妇女一直在工作》，其英文标题是“Women Have Always Worked”。在活动开始前，苏老师提到，希望我讲讲这本书是怎样被引介到国内来的，以及作者是谁、写了什么样的书。我与这本书的缘分其实开始得比较早，因为它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已退休的历史学教授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她是我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合作导师。毕业之后，一次我去与她开会时，她告诉我这本书的版权空出来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这本书引介到国内。

为什么一位曾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学者，会如此关注女性劳动这个话题。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推测，觉得可能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爱丽丝是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来自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很小就随父母移民英国，之后又去了美国。这段移民经历对她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几乎同时，她的一位阿姨留在匈牙利，后来被关进了集中营，虽然幸存下来，但整个家族都经历了艰辛。她在六岁后移居美国，因此我觉得她对于20世纪初东欧女性移民的处境有切身的体会——那时东欧女性是美国移民工人中很重要的群体，尤其是来自波兰等国的女性。20世纪初纽约著名的“三角内衣工厂大火”中，遇难的一百多人里就有很多是来自东欧、主要是波兰的犹太裔女工，她们大多不到二十岁，这对那个群体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1911年3月25日美国纽约市华盛顿广场三角内衣工厂高楼发生火灾，导致146名工人死亡，遇难者多为年轻女性。该事件促成美国劳工安全立法及社会改革运动，成为工业安全监管的历史转折点。

事实上，她最初的博士论文写的也是这些东欧移民女工，但那篇论文后来没有出版。原因之一是在答辩时一位劳工史学界的权威学者给予了非常负面的评价。对方的意思是，劳工史应该研究工会，研究蓝领男性工人，像钢铁、铁路这些行业；认为她的选题只是个人兴趣，无法证明学术重要性。所以我相信，她自己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就经历了作为女性、作为移民所面对的学术歧视。甚至在她博士生涯早期，因为系里没有产假或延期之类的照顾政策，她生孩子后，系里给出非常严厉的要求：除非她在接下来一年里证明自己和所有未生育的男性博士生表现得一样好，否则学位可能不保。这样一位作者，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也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后，第一批以女性劳动史为主题的研究者之一。

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女性史，可能还会被说是“赶热点”，但她在当时是在逆境中选择这个题目的。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81年，当时美国有怎样的学术背景，这部分可能需要苏老师来介绍。

苏熠慧：这里其实有两个脉络，一个是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带给她的对世界与历史的反思，另一个是当时学术界和社会对某些问题的关注点。刚才焦姣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全球都有一股左翼风潮，年轻人读马克思成为时髦。不仅在欧洲、美国，很多地区的年轻人在面对世界困惑时，都会转向马克思寻找出路，尽管每个国家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家经历去理解马克思。

这也关系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劳工史研究。当很多学者转向马克思、关注社会问题时，自然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关注工人问题。所以早期的历史书写转向了社会史、普通人的历史，而劳工史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正如焦姣所说，最初的劳工史书写主要关注几点：一是更多关注男性工人，后来的资料显示，其实从工业革命开始，女性就是重要的劳动力，只是过去没人关注；二是当时劳工史的书写主要关注领袖的作用，后来才逐渐注意到普通人在劳动史发展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三是当时对“劳动是什么”有诸多讨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对个人和世界的价值，但什么样的劳动才算“生产性劳动”？传统学者理解的“生产性劳动”，往往指工人制造商品的劳动。而对于其他劳动，比如这本书讲到的家庭劳动，它是否算是生产性的？当时很多学者和工会组织都在讨论：什么样的劳动者是进步的力量、可以被组织起来；什么样的劳动是落后的。那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会组织者认为，只有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才是先进力量，而家庭主妇则被视为落后，甚至排斥她们加入工会。

在这个过程中，像爱丽丝这样的学者，以及一些参与社会变革的女性组织者、领袖，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关于“家务劳动是否属于生产性劳动”的大辩论。辩论中，一方认为家务劳动不直接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发生在家庭内部、没有酬劳，因此是非生产性的，家庭主妇也不是先进力量，不需要被组织进来。另一方则提出了后来非常重要的“家庭工厂”理论。

这个理论是指，表面上女性在家庭中为成员提供无偿劳动，但实际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转非常依赖这些女性在家庭中完成的“劳动力再生产”。这个概念指的是：劳动者每天工作后需要恢复生命力，才能继续劳动，这需要他人支持，比如做饭、洗衣、照顾后代等。这些帮助恢复生命力的劳动，被称为“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再生产劳动与工厂中生产商品的劳动都非常重要，没有这些劳动，世界就无法持续。

而当时从事这些无偿再生产劳动的，主要是家庭中的女性。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家庭主妇其实创造了重要价值，只是这些价值没有被支付报酬，是因为价值被他人拿走了。这场辩论的影响之一，是家庭主妇不再被视为落后的、拖后腿的力量，而被认为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重要力量。这个理念也影响了后来的社会福利设置，比如后来北欧国家给育儿津贴，就是通过税收或津贴的方式，承认家庭劳动的价值。

在这样的辩论和思潮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过去被忽视的女性劳动。这本书就展现了女性劳动形式在过去两百年间的变化，它不仅仅是“家庭主妇”或“外出工作”这样简单的二分。

焦姣：苏老师刚才提到的点很重要。我们今天活动的标题叫“妇女一直在工作”，关键词是“妇女”和“工作”，而从历史学角度来看，我想谈谈中间那个词——“一直”。为什么要强调“一直”？我们经常提到“家庭主妇”这个词，觉得很习惯，但为什么没有“家庭主男”？或者说，为什么家庭中负责安排再生产活动的人被认为是主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秩序，它是何时形成、为何形成的？这正是爱丽丝这本书探讨的重要主题。

历史学家擅长长时段考察。在美国史的范围内，这本书追溯到了殖民地时期，也就是大约三百年前。那时还没有美国，当时主流的的劳动状态是所有人都在家庭内工作，没有家庭主妇，也没有家庭主男——或者说，每个人都是家庭主妇、家庭主男。因为所有人都不拿工资，家庭生计主要依靠土地，所有成员从小就要参与劳动。那时候没有明确的年龄或性别分工，所以不存在“家庭主妇”这个概念。

我们会看到，所有人在家庭秩序中都很忙碌，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制作物品，有些需要与邻居交换或多家协作完成，类似于我们农村过年时需要几家一起打年糕、杀年猪。这些都是非现金收入的工作。这是最早的家庭内部分工与协作形式。

直到19世纪工业化之后，部分家庭成员——最初是成年男性，后来包括女性和童工——开始被外部的劳动秩序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变成“外出工作（out to work）”（这也是爱丽丝另一本书的标题）。这些人成了所谓的“养家糊口者”。与此同时，“家庭主妇”也被发明出来。这并不是说所有女性一下子都变成了家庭主妇，最初只有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女性才能承担这个角色，她们不需要挣现金收入，留在家中进行主要的照料工作。

19世纪中期，美国市面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畅销书——家政手册，专门教这些富裕的中产阶级女性如何成为贤妻良母，内容非常详细，包括照顾孩子、保持清洁、待客礼仪、餐具摆放、家居装饰等。这些在更早的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家庭无法专门分出一个劳动力不从事任何生产性活动。从这时起，一类特定的活动被指派给家庭中特定的女性成员，“家庭主妇”成为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

孩子被证明是很好的劳动力来源。这张照片是刘易斯海因1911年在密西西比州的西点拍摄的。请注意，照片中一个小女孩光着脚，另一个小女孩的靴子破了。（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美国全国童工委员会的记录）

后来，随着美国经济和工业化发展，家庭主妇这一角色逐渐向经济条件更低的阶层扩散。但20世纪初，许多移民家庭中，尤其是20岁以下的女孩，默认是要外出打工挣钱的，直到结婚为止。这个群体被称为“工厂女孩”。当时社会对她们有非常负面的想象，甚至有些社会改革运动（常由富有的中产阶级女性发起）试图用自身的行为规范去“改造”她们，告诉她们工厂工作是不道德的，应该尽快脱离工厂环境，成为更道德的家庭主妇。这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比：成年男性在工厂工作被认为是道德的，而年轻女孩在工厂工作却被视为不道德。从这里开始，劳动与性别逻辑开始紧密交织，并造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工作文化。

苏熠慧：这本书帮助我们打破了一个固有观念：好像“男主外女主内”一直是历史上的劳动分工形态。但具体到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段，情况其实非常多样。书中提到，在工业革命之前，很长时间里是“家计经济”主导。例如，古希腊的家庭住宅窗户朝内开，因为大部分生产（如做面包、橄榄油、葡萄酒）都在家内完成，只有少量用于实物交换。在贵族住宅中，有男性区和女性区，男性谈论哲学、音乐，而女性与奴隶、儿童承担了家务和生产劳动。这反映出，有人可以高谈阔论，是因为后方有人承担了生活的重担。

在中国，传统性别分工也并非想象中的“男主外、女主内”。已有大量史料表明，例如民国前江浙地区女性长期从事缫丝业，这是许多农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福建惠安女一直都既耕田又料理家务。她们甚至还参与采石这种重体力劳动。这些具体的历史分工形态，与人们想象中的并不相同。

此外，焦姣提到的劳动形态流变，其实与工业革命及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因素息息相关。另一本可配合阅读的书是《凯列班与女巫》（2023年中译本），它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不仅通过圈地运动将男性农民赶进工厂，同时也使许多原本从事社会劳动（如炼金、草药、宗教活动）的女性被推回家庭，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劳动力。工业革命后，家务劳动与薪资劳动的分离，其实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积累的需要密切相关。

《凯列班与女巫》

作者: [意]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译者: 龚瑨

即使在工业化之后，女性劳动也出现了分化：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成为家庭主妇，而底层女性（如爱尔兰移民、非裔女性）则进入工厂或从事薪资最低、最受歧视的女佣工作。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社会一方面宣扬女性应为家庭无偿劳动，另一方面女性为他人家庭提供有偿劳动却被视为羞耻。这体现了不同阶层、肤色的女性从事着不同类型、不同评价的劳动。

一战爆发后，因男性上战场，大量女性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事实证明女性能够胜任这些工作，但薪资仍长期只有男性的一半。

焦姣：刚才苏老师讲得非常好。当我们谈到“工作”时，常常有一个固定想象，但回顾历史，工作的形态其实非常多样：挣钱的与不挣钱的、体力的与脑力的、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对工作的理解都在不断变化。今天我们讨论女性工作或争取工作权利时，不能只用现代的工资劳动来指代所有工作，就像不能用速冻水饺代表所有饺子一样。

工作形态的变迁也不是均质的，它受到阶层、地域、种族等多重因素影响。例如，城市比农村更早进入现代经济；白人女性比黑人女性更早接触家政管理技巧；南方种植园的上层女性甚至需要像现代人力资源经理一样管理奴隶。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变化过程？因为今天劳动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如果你在外工作，每天和同事相处的时间可能超过家人。这意味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前工业时代，家人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工业化后，外出工作的男性形成了新的工作文化（如日本下班后的饮酒社交），而留在家中的女性，其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出现，书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姐妹情谊”的产生。许多活动需要女性之间合作完成。但这里也存在矛盾：在高度个体化的美国社会，主流家庭规范要求女性把所有家务都在家内完成。因此，那些因居住条件差（如纽约下东区移民家庭，一家六口挤在四平米房间，无自来水）而不得不将洗衣等家务外包的女性，反而会被看不起。同样，当时许多爱尔兰女孩去其他家庭做女佣，也受到污名化，甚至有儿歌传唱她们的坏话。

这种“分离领域”或“家内准则”不仅影响女性，也影响男性：男性被期望专注外出挣钱，不应再参与家务，这催生了职场中更竞争、更“内卷”的文化，可能削弱了原本工人之间可能的合作纽带。因此，女性劳动的变化牵动着整个劳动领域和社会秩序的变化。

家内准则把妇女设定为家庭角色，确保只有最迫切需要帮助的妇女才能找工作。图中这位幸运的妇女雇用了另一位妇女来照顾自己的孩子。（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玛丽安·S.卡森收藏）

苏熠慧：书中还提到，工厂后来逐渐愿意雇佣女工，因为女工薪资更低。但什么样的女性会外出工作呢？往往是迫于生计的底层女性，如爱尔兰移民、非裔女性，且多数未婚。一旦结婚，社会便期待她们留在家中。

即使是男性工人，起初也不欢迎女性进入工厂，因为性别歧视导致女工收入更低，男性工人觉得这是对他们的威胁。许多工会后来才勉强接受女性成员。但宏观环境的改变（如战争、经济结构转型）逐渐推动女性进入职场。

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人人都应奋斗”的意识形态兴起，资本更关注谁更便宜、更能产出，这也带来了“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畜用”的现象。类似的历史情境也出现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珠三角的打工女孩为了补贴家用、供弟弟读书外出工作，却在老家被传“在外面变坏”；20世纪50年代的陕西农村，最初是寡妇因养家压力走出家门参与农业劳动，后来她们却成为劳模和妇女干部。这说明，固有观念往往随社会变迁而改变，并没有永恒不变的性别分工。

焦姣：苏老师说得特别好。如果我们看最近一二十年的畅销书，很多是成功女性所写，给人一种错觉：女性进步是最近几十年由硅谷CEO们突破的，而在此之前女性一直受束缚。实际上，这是新自由主义叙事制造的幻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一方面有人相信存在一个属于妇女的“分离领域”，女性具有与男性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许多女性却巧妙地利用这种被认为禁锢她们的话语，反过来拓展公共参与空间。她们被称为“道德改革者”，利用社会认为女性擅长照料、有道德、无私等期待，提出“社会管家”的概念：既然女性可以管家，那也可以管好社会。例如，社会学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看到城市贫困问题，认为国家干预不足，便通过建立赫尔馆等救助中心帮助贫困女性，尽管其方式仍带有中产阶级色彩，但确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有趣的是，早期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往往是继承了丈夫或父亲遗产的寡妇或女儿。她们利用手中的资源以及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在更大范围承担社会照料工作，如废奴运动、禁酒运动等。所以，看似束缚女性的“家内原则”，也被一部分上层女性利用，转化为参与公共生活的力量。

苏熠慧：这正打破了我们很多固有的迷思。历史资料证明，劳动分工并非一直如此，而是非常复杂且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

此外，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女性无论从事何种劳动都很辛苦，都面临困境。今天很多短剧里隐含着这样的观念，只要“做大做强”就能成为“大女主”，但这本身可能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叙事，因为它“爽”，易于消费，而背后往往是资本在获利。实际上，无论是职场还是家庭，结构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职场上存在“玻璃天花板”，家庭中家务与育儿劳动依然繁重。

然而，即使在这种困境中，历史上的女性仍以智慧拓展空间。书中有一节叫“扩大空间”，指出那些被限制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主妇，通过将母亲、妻子的角色延伸到社会，从事社会福利、慈善活动。简·亚当斯就是一个典型：她虽无子女，却将照料角色拓展至社会层面，并培养了许多女性从事统计、社会服务工作，为后来女性进入公共部门奠定基础，甚至被誉为“社会工作之母”。她当时也面临性别歧视，例如芝加哥学派的男性学者认为她的工作不算社会学，并且歧视她使用的统计研究方法，认为“太女性化”，不高级。

简·亚当斯美国社会改革家、芝加哥赫尔馆协会创始人

这些女性通过组织与联结，形成互助团体，这种方式后来发展成社会工作领域的“赋能小组”。历史中的这些努力，为今天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同工同酬、有更多选择奠定了基础。我们需要铭记这些历史，打破迷思，思考当下与未来。

焦姣：苏老师提到“做大做强”的思路，其实隐含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应对方式。但“玻璃天花板”往往不是个人性的，而是集体性、行业性的。比如“帮助性工作”或社会工作者，虽起源于简·亚当斯的开拓，但后来逐渐被性别化，被视为“女性的专业”，薪资与社会评价较低。类似地，在医院里，医生常被想象为男性，护士为女性；大学里行政、会计常被视为女性岗位。这些被视为“照料性”的行业，天花板通常较低，因为照料常被认为应是无偿或低偿的。这种思维定式影响深远，不仅限于性别，而成为某种职业文化的烙印。

我们刚刚讲到19世纪的美国女性怎样通过自己去加入到这种比如社会福利、社会改革的行业里面来进行公共参与。但是你也会发现，社会福利这个行业本身，是她们在无法从事其他形态公共参与时选择的一个次要途径。甚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争论：一个从事福利慈善行业的人，能不能拿高薪水？很多人觉得不应该，为什么呢？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福利慈善行业就好像家庭主妇一样，它是社会系统中的照料者。你觉得照料者就是不应该拿钱的，这是一种深入我们思想内部的思维惯性——你认为只要一个行业是照料性的，它就是这行业中的“家庭主妇”，不管从业者是男是女，都会被卡在“你很有道德，你应该照料别人，你不要计报酬”的角色上。所以，很多时候起点是性别的，但最后影响到的是每一个人。

妇女是道德美德的守护者，承担拯救社会的责任。这幅版画由柯里尔（Currier）和艾夫斯（Ives）于1874年出版，题为“妇女的圣战：向敌营发起总攻”。（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讨论，就会去想：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包括社会学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在21世纪再版时增补的一章）中，她也注意到，从1981年到现在，整个西方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再去关注女性劳动的历史，可能不再像她八十年代写书时那样，仅仅是为了向社会强调“女性也是一直在工作的”——我觉得在上海这样的环境里，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件事了。我们今天在21世纪，可能要更加深入讨论的是：女性所代表的这些不同工种、不同工作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有没有可能对我们今天的职场环境、对我们这种“卷生卷死”的社会文化带来一些改变？或者有没有可能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站在历史学家角度的双重关注：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去想办法看每一个女性具体的困境有没有出路，因为现在社会中大部分照料工作仍被认为该由女性承担，如果一个女性不想做这些，她想去加入职场，我们能不能给她提供平台；但另一方面，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书里也同样提到——有没有可能让大家不要人人都“卷生卷死”？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出路并不是“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牛马用”？

所以，我特别想问苏老师，劳动社会学界现在对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讨论吗？

苏熠慧：大家都还在探索。社会学研究就是处处看到问题，处处都要探索。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告诉你“这个出路绝对没问题”，你可能要想想他是不是骗子。但探索过程中，我记得有一位前辈跟我说，看历史很重要，因为一来你能看到问题是怎么来的——我们要知道怎么解决，总得先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二来在历史过程中，你可以吸取很多像简·亚当斯那样的前人的智慧。

我们看到简·亚当斯，她在那个时代能做的事，可能那个时代对女性劳动的限制比现在还大，但她仍然能够在那个基础上再做一点破局——从家庭进入到社会参与。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去看很多在我们历史时期有过的尝试，只是这些尝试过去可能不为人知。

就举个例子，我最近自己在做的研究，就是考虑家务劳动今天有没有一种新的分配形式。因为今天对很多职场人来说，既要顾家又要顾工作，很多人说“不婚不育保平安”，但我们看了很多历史就发现，不婚不育也保不了平安，对吧？职场还有天花板呢。所以还是需要一个结构性的改变。那么大部分人今天其实都挣扎在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中，而这种冲突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超长的工时。如果每个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能更少（当然前提是也有好的保障），是不是就能有更多时间参与育儿？

另外，很多性别研究老师的成果也发现，今天很多新一代男性其实也想参与育儿。为什么呢？有一个研究和观察就发现，很多男性老了以后，如果年轻时候参与育儿较少，到中年、老年时，亲子关系可能就比较有问题——养老问题，大家想想，等到你老了，什么权力地位都没了，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其实家庭关系是重要的支持。所以很多男性也意识到这点，希望年轻时更好地与孩子建立关系。但我们社会从来没有教过男性怎么成为参与式的好爸爸，就像今天性别社会学也破除了一个迷思：好像女性天生就会当妈妈一样——可能在座有当过妈妈的就知道，妈妈都是被逼出来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得不照顾孩子，一边摸索一边学习，没人天生就懂得怎么当父母。社会对女性有“好妈妈”的想象，但对男性要参与育儿，其实缺乏很多文化的塑造。

我的很多同行这几年在做新的“父职研究”，也破除了过去的一些观念——前几年讨论“丧偶式育儿”很多，好像男性天生当不好爸爸，但实际上很多研究发现，即使是在古代社会，对父职也是有期待的：母亲主要扮演“养”的角色（身体照料），父亲则承担“教”的责任（教育）。如果我们打破一些固有的迷思，会发现这个问题并非无解。在历史中转到某个时候，也曾有过不一样的尝试，那这些尝试今天有没有可能重新被看见、被激活？

再讲讲我自己做的研究，除了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劳动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形式来分配？这也不是最新的想法，其实蔡畅很早就在提倡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家务。我最近在上海档案馆翻资料，发现原来上海在20世纪50年代，在里弄里成立过“家庭服务站”。这可是当年“里弄经济”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服务当时双职工家庭——父母都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那家务、孩子怎么办？当时这些服务不是商业化的，不像今天我们一想到解决家庭问题，就是用钱解决。

现在大家主要是由家人帮忙带，然后也花钱请人来带。但钱不是万能的。如果有人雇过月嫂、育儿嫂就会知道，找个合适的并不容易，这里面有很多矛盾和冲突。所以不是说钱是万能的，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出一种新的方式？回望历史，甚至在这本书里也讲到，有些女性组织过“妇女家务合作社”，虽然在历史中只短暂出现过，但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这些尝试，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趋势？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和它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可能变化。

《妇女一直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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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译者蔡萌

出版日期 2025.08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凯斯勒-哈里斯打破了妇女“被动依附”的传统叙事，真实再现了美国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发展历程，讲述其劳动形式、家庭形象和社会职责在进入19世纪后发生的剧变。从家内到农场，从工厂到商店、办公室，从专业技术领域走向政治舞台，妇女始终是生产性劳动的重要参与者，她们一直在工作。然而，低薪低技能、同工不同酬、晋升天花板、职业隔离与分层，以及妇女内部巨大的差异和分歧等，无不揭示着性别、阶级、种族与族裔等因素对她们的交织压迫。面对不平等待遇，妇女们从未屈服。她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一系列改革和立法，为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持续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