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凌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的电台里传出断断续续的杂音，团部值班参谋攥着耳机，反复呼叫高地主力，却始终没有回声。短短几小时前，那座小山头还被认定为“无险可守”，现在却成了左右全局的关键，他心里直犯嘀咕：七连还能顶多久？
釜谷里在地图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然而三条公路都要从这里穿过。志愿军若想继续南进，就得先按住这道喉咙；联军想保住撤退的通道，也只能死守。正因为此，战场的尺度虽小，分量却重得惊人。
接到命令后，116师347团的七连悄悄摸上北侧无名高地。这支部队在长征、辽沈、平津一路杀出来，硬骨头见得多了。连长厉凤堂只看了眼地图，就用半截铅笔在雪地里画攻防示意，兄弟们默不作声，清楚这回是又一场硬仗。
情报说对面是一个连。其实，在冻土背后潜伏的是英军皇家来复枪团，加上一个坦克营，足足两百余人。用后来缴获的无线简报推算，英军自诩这支队伍能挡住一个整编师，这一点，七连直到开打才算真正体会。
寥寥几十名官兵顶着炮火冲上山顶，连铁锹都被削成铁片。有人干脆摘下钢盔当铲子，铲不动冰碴，就用指甲抓。冰雪混着泥土，冻得坚硬如铁，每抠一把，手上就渗出血丝。堑壕还没成形，密集的榴弹就落了下来，爆炸将人抛起，又重重掼进雪地。
英军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在曳光弹的红线中被挡下，可七连的代价同样惨烈。指导员张鼎胸口中弹，血浸透棉衣仍死死扣着步枪；副连长王凤江拖着被炸碎的大腿，拧开保险，滚向敌人群，红光一闪便与对面同归于尽。到了午后，排以上指挥员几乎全部牺牲，只剩十九岁的司号员郑起顶在最前沿。
郑起原本是东北一个机车工的儿子，会吹唢呐，参军后被教导员挑去当号手。往日里，他的任务是晨夕集合、冲锋瓜分火力，而此刻他却不得不握起步枪临时指挥。夜色降临，西北风把人的体温抽得只剩骨头。阵地上还有十三个能动的兵，子弹却只剩两条半弹链。“撑到天亮，就有人接班。”他简短交代，随后把兜里干得发硬的高粱饼分成几块塞到众人手里。
天没亮，英军又扑了上来。六辆“谢尔曼”坦克一字排开，探照灯把雪地照得如同白昼。郑起让弟兄们趴着，“进到五十米，一起开火！”机枪喷出炽热火舌，手榴弹翻飞，第一次筋疲力尽的英国兵被撂倒一大片。可紧接着更猛烈的炮击席卷而至，阵地边缘被夷为平地。尘埃里，防线缩成一条不足二十米的坎坷土带，尸体层层叠叠。
当硝烟散去，七连只剩七个人。统计子弹，寥寥几发；再翻背囊，手榴弹清空，连爆破筒也只剩一截导火索。与此同时，山下的英军第二次列队，喇叭声尖锐，似乎要用人海与钢铁一口吞掉这片残破山石。
弹药手史洪祥摸黑翻找，忽然从伙伴尸旁抽出一根泥浆包裹的老式爆破筒，还带一颗半锈手雷。“班长，就这些了！”他把东西塞过去。郑起接过，没多说，把爆破筒架在碎石后，一记手起雷落，火光冲天，英军前沿当即撕开大口子，却终究止不住他们的推进。
再难挨的几分钟里，枪机空膛声此起彼伏。战士们取下刺刀，甚至摘下皮带，准备最后一拼。郑起忽然抬手，摸到自己胸口那支挂了两年多的铜号。那是入朝时指导员发的，说“打到哪儿，吹到哪儿”。这时，他把号举到嘴边，深吸冷风，心里只剩一句话：不能让兄弟白死。
嘹亮的冲锋号在夜风中炸开，音色带着金属颤音，掠过残垣断壁。山下指挥所里的英军军官先是愣神，随后听见前沿士兵惊叫：“Chinese bugle！ More coming！” 慌乱的指令在电台里此起彼伏，前沿部队本能地后撤，几辆坦克掉头往回开，铁履带在冰面上乱打火星。
七连的幸存者瞪大眼——眼前的对手，竟像退潮般滚落山坡。郑起继续吹，血顺着嘴角滴在号面，那一连串高音已带着嘶哑，可他不肯停。直到确定山下没有再集结的灯火，他才长长吐了口气，一屁股坐到地上。
黎明时分，347团主力赶来。看到只剩七名衣衫破碎的战士守着满地战友的遗体，团长李刚攥紧拳头，狠狠顿了一下靴跟。副官问谁是最高指挥，几名战士齐声指向郑起。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把军号递给团长，简单一句：“阵地还在。”
事后清点，高地上发现英军遗尸近百具，他们的无线纪录也证实了最后那阵“疑似大规模冲锋”的误判。战后评功时，郑起获“二级战斗英雄”，而那支有缺口的军号，被送进了革命军事博物馆，编号为“0012831”，成了永久展品。
从关内长征到白雪皑皑的半岛，钢七连积淀的血性在这天被彻底点燃。英军仓皇而退，不是因为看见了大部队，而是听见了一条生命的最后呼喊，也听见了志愿军一贯的“不怕死”。战争结束多年，铜号的声音没有再响起，可当年那股令对手胆寒的气势，却早已写进七连的传承条令，写进军人暗夜里的呼吸节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