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蘑菇云，广播里反复播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后，科研链条正在紧锣密鼓地向更高目标推进，云贵川交界山谷深处的“906厂”里却突然炸开了一个更可怕的“霹雳”。
1966年9月8日清晨，试压室值班表上空出了两格。按照惯例，三名操作工必须全部在岗，可那天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学习班”，人被抽走，只剩下班长郦福林和操作工何家声。两人连轴干到肚子发紧，何家声扛不住去盛饭。郦福林也撑不住，先把刚运进来的部件G-1107锁进保险柜，冲向厕所。前后不到七分钟。等两人回到机台，保险柜已空，价值难以估算的“能量转换裂变容器”不翼而飞。
“现场没有撬痕，肯定有熟人钥匙！”保卫部副部长当场拍板，随即封锁厂区，连夜排查。试压室、总装车间、警卫室登记簿一页页翻，所有人的行踪被逐一核对。两名走学习班的工人还在课堂，首先出局。郦福林坐“马桶证人”脱身，何家声有食堂一堆人作证，也被排除。嫌疑范围很快缩到三人：上油工许茂新、女工方艳润、膳食科科长宋鲁川。
审讯室灯泡晃得人眼疼。许、方二人被问得满头汗，口供东倒西歪。调查组觉得蹊跷，咬得更紧。憋到半夜，许茂新脸色煞白，挤出一句：“说了您别笑，我们那会儿在……在车间后面办私事儿。”两人偷情证据确凿，排除作案可能，调查方向瞬间收窄，箭头直指宋鲁川。
宋鲁川今年59岁，左臂在1941年抗战时期截去半条，被同志们喊“独臂老宋”。更重要的是，他14岁就跟着红军扛枪，延安时期给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当过卫士。眼下却成了头号嫌疑人，工友听了都不敢相信。可程序必须走。审讯人员递上表格，小心发问：“案发时您在哪儿，谁能证明？”老宋沉着脸抽了口旱烟，闷出了五个字：“没证人，查吧。”
就在调查陷入死胡同的第三天，也就是9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906厂”代表黄松会后向总理汇报基层动态。周恩来一听到“宋鲁川”三个字，眉头轻轻一皱，“他怎么了？”黄松只得如实相告。夜里十一点，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电话直通公安部，周恩来罕见动怒：“原子弹部件若落敌特之手，后果谁承担？马上派人去厂里，情况每日报我！”
公安部立刻抽调经验最老的侦查员和两位核武专家连夜南下。专案组一进山谷，没有沿老宋线索死磕，而是翻宋鲁川“自揭材料”里那份诡异的检举信——落款竟是他智障的养子宋小川。字迹稚拙，却句句指父为贼。专家抬起头：“凭他的智商，这文字不像他自己写的。”
人去哪里找？仓库、宿舍、车站……四处搜索。9月15日，山外派出所报告：卧虎冈灌木丛发现一具年轻男尸。身份确认——宋小川。死因，口鼻被软布塞住窒息。消息传到隔离室，老宋双目赤红，捶墙无声。
儿子为何上山？谁带他去？老宋咬紧牙关想了半晌，低声说：“找邵古滨，他常和小川打猎。”邵古滨一见警车，腿就软，几句话便吐出：是保卫干事鲍远昌逼他。“他说小川手里有东西不干净，让我领人上山……”至此，剧情急转。翻开原始登记簿，鲍远昌名字赫然在列，却从未被审讯。巨大空白昭示着不寻常。
专案组冲到鲍家，人已失踪。全国通缉令连夜发出。10月1日，南京大学宿舍区，一名冒充插班生的男子被捕，正是鲍远昌。手铐一扣，他脸色一灰，交代全部经过。
事情远比外界猜得复杂。1959年驻闽海防时，鲍远昌认识沿海走私集团骨干谢某。谢某得知他调进绝密军工厂，许以重金美色。鲍远昌先偷试压室备用钥匙，再趁人手不足之际潜入室内，神不知鬼不觉把“G-1107”装进饭盒溜走。为了嫁祸，他塞给宋小川一封事先写好的“检举信”，还承诺带傻小子去县城买新衣。风声渐紧，他索性灭口，一手遮天的如意算盘就此破碎。
原子弹部件很快在鲍远昌藏匿的小木箱中找回，表面毫发无损。10月10日，906厂操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鲍远昌因间谍、杀人、盗窃国防机密，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念毕，山谷里只有风声。之后数日，试压室门口贴上新的班次表，四名值班员一个不缺，再无空档。
老宋被无罪释放时，衣服已旧得发亮。他没有多说，只请求带走儿子的口琴。那口琴掉了漆，音孔里满是山尘，却是孩子最后的遗物。办案人员点头，他默默收起，转身离开。
案件材料送抵中南海，周恩来在批示末尾写下八个字：保密重于泰山，警钟长鸣。随后再无多言。这八个字，至今仍压在906厂档案室的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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