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法院裁决，让经营近30年的港口合约瞬间作废；一份港交所公告，宣告“港口保卫战”正式打响。
2026年2月3日，长和启动国际仲裁。
而在2月3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文驳斥巴拿马的裁决，并警告，巴拿马若执迷不悟，必将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付出沉重代价。
一纸“违宪”裁决，30年合同为何被一刀切断
2026年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1997年通过、授权港口特许经营的相关法律“违宪”，并据此宣布合同无效。
这一裁决的直接结果，是中国香港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PPC），对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权被突然剥夺。
克里斯托瓦尔港
问题在于，这份合同并非“新签合约”，而是一份已经实际履行近30年的长期特许经营协议。
1997年，巴拿马通过立法方式，正式授予PPC港口经营权；此后多年，港口运营始终在巴拿马政府监管之下运行。
无论是海事部门、审计机构，还是相关主管机关，都曾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审查，并未认定存在违法或违规问题。
2021年，巴方还依法完成续约，将经营期限延长至2047年。
也正因如此，此次裁决的“切断式处理”，在法律逻辑上显得格外突兀。
按照一般法治原则，即便存在合宪性争议，也通常遵循“法律不溯及既往”“既得权利保护”等基本规则。
尤其是在合同已履行多年、投资已实际发生的情况下，更不应简单否定全部法律后果。
然而，此次裁决并未就补偿机制、过渡安排、责任划分作出清晰说明，而是直接否定法律基础本身，相当于将近30年的合法经营视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裁决公布后，巴拿马海事部门迅速宣布由外资企业马士基临时接管港口运营，行政动作与司法裁决几乎无缝衔接。
节奏之快，从法律层面看，已经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而是一次以宪法审查之名，推翻长期既定商业安排的非常规操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港口问题迅速从司法领域外溢，演变为一场牵动多方利益的政治与经济博弈。
巴尔博亚港
在最高法院裁决公布后不到一周，2月3日巴拿马港口公司（PPC）即依据合同争端解决条款，正式向国际商会提起国际仲裁。
谁在推动港口“去中国化”？压力从哪里来
如果只看表面，巴拿马港口争议似乎是一场国内司法行为；但把时间线与外部动向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一裁决并非孤立发生。
在裁决公布前后，美国多名政要密集就“巴拿马运河安全”“港口控制权”公开发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国会中长期关注拉美事务的强硬派人物鲁比奥。
其公开表态直指“不能让关键航道被中国势力控制”，并将港口运营问题与所谓“国家安全”强行捆绑。
这种叙事并不新鲜。
过去数年里，美国在多个关键节点反复强化一个逻辑：
港口不只是商业基础设施；
而是战略资产、地缘工具；
必须纳入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
在这一逻辑下，谁来运营港口，已经不再是效率与合同的问题，而被重新定义为“阵营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的介入并非停留在舆论层面。
在巴拿马裁决出炉后，美国政界第一时间给予“积极评价”。
2026年1月30日，鲁比奥公开表态美国对此感到鼓舞，之后多位美国政客宣称，这是美国的胜利。
这种公开“认领”，本身就使裁决的独立性遭到严重削弱，也让外界更加确信：港口争议，早已被纳入大国博弈的棋盘。
与此同时，巴拿马自身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小。
作为运河国家，其财政、金融体系与美国高度绑定；在债务、评级、投资准入等多个层面，巴方对外部环境极为敏感。
在这种结构性依赖之下，一旦港口被贴上“地缘风险”标签，国内政策空间就会迅速收缩。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去中国化”开始被包装成一种“必要调整”，甚至被描述为“维护国家安全”。
但问题在于，安全叙事并不能替代合同本身。
将近30年的合法经营、明确的法律授权、持续的投资与就业贡献，都不应因为外部政治风向的变化而被一笔抹去。
“最后警告”的分量有多重
2026年1月29日至2月5日，在长和启动国际仲裁、港口被迅速“临时接管”之后，中方并没有选择模糊表态，而是由多个权威渠道连续释放信号。
措辞之重，在近年涉外经贸案件中并不多见。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方明确将事件定性为于法无稽、于理乖张，堪称荒谬至极。
而本周2月3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表评论文章《港澳平：巴拿马自我打脸自食恶果》，态度强硬的批评巴拿马的裁决“荒谬至极”，“屈从霸权、为虎作伥”，要求巴方“认清形势、迷途知返”。
并警告，如果巴拿马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将不可避免地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
所谓“政治代价”，指向的并非口头压力
在国际投资实践中，政治代价往往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家信用受损，政策可信度下降，对外关系长期承压。
巴拿马长期以来依赖外资维持运河与港口体系运转，其优势并不在于市场规模，而在于“规则稳定、制度可预期”。
一旦被贴上“合同可随时被推翻”的标签，其吸引投资的核心竞争力就会遭到根本性削弱。
对一个以通道经济立国的国家而言，这种损失往往是长期、累积且难以逆转的。
相比政治层面，经济代价更具可操作性，潜在影响至少覆盖三类领域。
航运与物流合作信心、企业投资与项目评估、金融、保险、长期合同风险定。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影响并不一定通过“宣布制裁”的方式体现。
更多情况下，它们表现为：项目推迟、资本观望、成本上升、风险溢价提高。
对高度依赖国际航运和资本流动的经济体而言，这种变化往往比单一制裁更具穿透力。
这场“港口保卫战”走到这里，胜负尚未最终裁定，但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
真正被放上天平的，从来不只是两个港口的经营权，而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规则信誉与长期位置。
风波未止，代价，正在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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