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张娜
2月3日，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14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不仅承接着过去五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厚重成果，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强烈的变革信号。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任务之外，一个全新的高频词与核心逻辑跃然纸上——“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不同于以往单纯侧重于“投入”或“规模”，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像是一张乡村进化的“施工图”，旨在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来深度重塑乡村的产业肌理与社会形态。
底线思维的进阶：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韧性”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粮食安全都是头等大事。2025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丰富、市场平稳、储备充足。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于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强调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三个一起抓，对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出了部署。今年的粮食安全战略不再仅仅盯着“总产量”的数字红线，而是高度强调“产能的韧性”与“供应链的安全”。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深化版，但这并非简单的扩大种植面积，而是将落脚点放在了“单产提升”与“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上。其中，“生物育种产业化”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与当前全球农业科技竞争的背景紧密相关。
文件中关于加快高产高效、绿色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应用的表述，实际上是对农业生产方式提出了“智能化转型”的要求。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粮仓里的“谷”，更是种田人的“技”和农业产业链的“链”。从过去依赖化肥农药的“石油农业”，向依赖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智慧农业”跨越，这是底线思维在“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进阶。
产业逻辑的重构：乡村不再是“原料产地”，而是“产业链节点”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描绘的乡村产业，正在打破传统的“种植+养殖”二元结构，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生态演变。
文件中多次提及的“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和“乡村新业态”，绝非简单的“把农产品卖出去”，而是强调“全产业链升级”。这意味着，乡村将不再是单纯向城市输送初级原料的“配角”，而是通过发展预制菜、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成为承载高附加值环节的“主角”。
这里的新视角在于“数据要素”的介入。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的解读，2026年将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仅是网络通村，更是数据通田、通企、通户。当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传统的农业生产将被精准画像：哪块地缺水、哪种农产品市场紧俏、哪个物流节点拥堵，都能实时感知。这种基于数字化的产业重构，极大地降低了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让乡村产业具备了工业级的精准度和服务业级的体验感。
人才观念的破壁：引得来“新农人”，更要留得住“新匠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人才工作上的部署，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时代特征”。
过去我们谈乡村人才，多关注“致富带头人”或“农业技术员”。而在关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解读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关注“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数字工匠”以及“返乡创业新锐”。文件提出的“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其内涵已从单纯的种植养殖技能培训，扩展到了直播带货、品牌运营、乡村规划、数字化管理等高端技能。
这实际上是在回应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变革：随着乡村产业形态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发生了质变。乡村需要的不再仅仅是体力和经验，更需要知识和创意。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完善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的表述，特别是涉及宅基地盘活、社保接续等制度性安排，显示决策层正在致力于打破城乡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让乡村从“人才净流出”地转变为“人才蓄水池”。
这种视角的转换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乡村不再是人才的荒漠，而是新质生产力劳动者大有可为的蓝海。
治理效能的跃升：数字化重塑乡村“熟人社会”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乡村治理方面的部署也颇具深意。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依赖于“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传统的行政管理。然而，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和利益格局多元化，传统治理模式面临挑战。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一招。这不仅仅是安装几个监控摄像头，而是建立“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的治理体系。
文件中提到的“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数字化语境下，意味着通过大数据提前预警风险、通过在线平台快速响应诉求。这种“技术+制度”的双重创新，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高信任度的现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它保留了传统乡村的人情味，又注入了现代社会的规则意识与效率原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制度供给的突破：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硬招
如果要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找一个最硬的“骨头”，那无疑是农村改革。文件在“强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支撑保障下，对农村土地制度与产权改革作出了方向清晰、魄力十足的部署。特别是关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激活农村沉睡资产”的表述，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根据文件，允许在特定地区开展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试点，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本质上是在试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壁垒。
文件中，通过明晰产权、规范流转，让农村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这不仅能为乡村振兴注入巨额的金融“活水”，更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质性推进。当农村的土地、房屋、生态资产能够像城市的要素一样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城乡融合发展的堵点将被真正打通。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是一份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具有鲜明时代性与系统思维特征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正从解决特定领域短缺的“补短板”模式，转向依靠新质生产力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系统性重塑的新阶段。
总 监 制丨王列军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王 彧 杨玉洋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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