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名显赫于中国历史的许昌世家大族之颍川钟氏|周武|曹操|许昌|钟会|钟氏|钟繇

文丨陈道

此前已刊发：颍川荀氏、颍川陈氏

颍川钟氏崛起的奠基人钟皓（88年～157年），字季明，东汉名士，与同郡的陈寔、荀淑、韩韶被世人并称为“颍川四长”，以德行和学识著称，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名士和清议领袖，淡泊名利，多次被朝廷征召，皆不就，长期隐居在密山，教授门徒，学生多达千余人。将颍川钟氏推向鼎盛的，是钟皓的孙子钟繇（151年～230年），顶尖的政治家和战略后勤专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曹操霸业中不可或缺的“大管家”，在后勤与兵员保障方面建功卓著。

颍川钟氏以黄帝为远祖，受姓始祖可追溯至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被周武王封于宋（今河南商丘一带），建立宋国，以承商祀。宋国第十九位国君宋桓公的曾孙伯宗是晋国贤臣，因直言敢谏被权贵所害，其子州犁（伯州犁）奔楚，官至太宰，被赐予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部、蚌埠市一带）作为食采之邑，其后代便以封地之名“钟离”为氏。楚汉相争时，项羽麾下有大将钟离昧，与韩信交好。项羽兵败自杀，钟离昧投奔韩信。被刘邦下令追捕，钟离昧为不连累韩信而自刎，其长子钟离发，留在九江郡（今安徽寿县一带），继承钟离复姓；次子钟离接迁居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并将复姓“钟离”改为单姓“钟”以避祸，成为颍川钟氏“接系”的开创始祖。

钟离接是钟皓的十一世祖；十世祖钟晏，官至雄州路制使；九世祖钟钦，官至牧守；七世祖钟元，官至尚书令，领廷尉；六世祖钟期，官至都督府长吏，封尚书令。钟皓的父亲钟宝，官至朝散大夫、河东太守，赠光禄大夫。

钟皓有两个儿子，长子钟迪，官至颍川郡主簿，后因“党锢之祸”不得出仕；次子钟敷，因“党锢之祸”不仕。

钟皓奠定颍川钟氏的名门地位，到了钟皓的孙子辈，颍川钟氏才因钟繇而跻身顶级门阀。

钟繇（151年～230年），钟迪之子，字元常，钟氏家族在曹魏时期走向鼎盛的关键人物，深受曹操信任，任司隶校尉，镇守关中，为曹操提供兵源和物资，支持其统一北方。曹魏开国元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封定陵侯。辅佐曹操、曹丕、曹叡三代，是曹魏政权的奠基人之一，功绩被比作萧何。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其书法“古雅”、“天然”，对汉字形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钟繇之弟钟演，魏文帝时封列侯。

钟繇之子钟毓，字稚叔，袭父爵。官至青州刺史、后将军，追赠车骑将军，谥号惠侯。钟繇之幼子钟会（225年～264年），字士季，曹魏后期重要将领和政治家，自幼才华出众，官至司徒，是司马昭的重要谋士，与邓艾、诸葛绪共同伐蜀，提出灭蜀之策。蜀亡，钟会召集魏军将领和蜀汉旧臣，假传郭太后遗诏，宣称起兵讨伐司马昭；翌日，钟会欲联合姜维割据蜀地，但消息泄露，魏军士兵在护军胡烈之子的煽动下，于成都城内发动兵变，钟会与姜维在乱军中被杀，叛乱迅速平息。钟会的书法与其父钟繇齐名。

钟会之乱一度给家族带来风险，但因朝廷念及钟繇的功绩，其兄钟毓的子孙如钟骏、钟邕等并未受到牵连，继续延续家族血脉，钟骏继承了定陵侯的爵位，官至黄门侍郎。

从钟皓到钟会的这一历史阶段，颍川钟氏与颍川世家联姻夯实联盟基础，比如与颍川陈氏世代通婚，陈群之祖陈寔娶钟氏为正妻，于荀氏崛起前即已结盟；此后，陈群亦娶钟氏之女，形成颍川陈氏与颍川钟氏的直系婚姻；荀彧族侄荀肸娶钟繇之女，使钟会成为荀勖（荀肸之子）的“从舅”，即母系堂舅，构建了钟氏与荀氏的母系血缘纽带，使两家在文化与政治上深度绑定；钟繇代亡友荀攸改嫁其妾阿骛，虽为私人义举，但反映士族间“托孤”“恤孤”之风，延伸政治伙伴之间的信任，使两族在政治、文化、婚姻三重维度上完全融合。

进入两晋南北朝，颍川钟氏依然保持了世家大族的地位。钟皓的七世孙钟雅是东晋的创立者之一，官至侍中、尚书，“苏峻之难”中保护幼帝而遇害，被赞为“匪石寒松”，追赠光禄大夫，谥号“忠贞”。钟雅的七世孙钟嵘（约468年～约518年）是南朝梁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所著的《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诗歌评论专著，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深远。其兄弟钟屿、钟岏也都是当时的文学家。

“永嘉之乱”后，部分钟氏族人如钟雅随晋王室南渡，迁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另一支则迁往浙江绍兴；南朝梁时，钟雅的七世孙钟屿任永嘉县丞，其子钟宠为避“侯景之乱”，迁至南康赣县（今江西赣州），后裔又进一步向福建、广东等地迁徙；唐初，钟氏族人钟德兴随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后在福建安家落户；宋元时期，钟氏在福建的漳州、泉州、宁化以及广东的南海、南雄、蕉岭、梅州、兴宁等地形成聚居点，为日后成为南方大姓奠定基础；明清时期，迁至广东龙川、福建武平、四川成都等地，形成“长社钟氏”等分支；清乾隆年间开始，福建和广东的钟氏陆续有人迁往台湾，体现了“根扎颍川，枝繁江南，叶茂华夏”的家族发展历程。这些迁徙历程，至今依然能从《颍川堂珍珠锺氏二修族谱》《崇安颍川钟氏族谱》等颍川钟氏族谱看到其中的艰辛和血脉关联。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姓氏、同一郡望、同一祖地，实际上有两支颍川钟氏先祖。钟接这一支外，还有一支源自战国末期的钟烈。钟烈是宋康王之子，宋灭国后钟烈避难至许，居于今长葛石象乡一带，以其曾受封“钟邑大夫”改名钟烈（比钟接改姓早85年），为钟姓烈系始祖。钟烈有子复，复生叶、起。叶生气，气在秦末汉初隐居不仕，后因知汉当兴，遂从军为官，赐紫金玉带，家族显贵；钟烈的六世孙，即气之子运丰，于汉景帝年间曾出任许州牧，与兄运亨首创钟氏宗谱，尊父亲气为一世祖，追溯烈为受姓始祖；钟烈六十六世孙钟袺在汉宣帝时期也曾任许州牧；东汉时期，以钟烈十一世孙钟桂为首的26位族人因平叛有功，全部被光武帝封侯赐爵，成为颍川名门望族，后世子孙逐渐迁徙至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又衍生出多个支系，如平江花溪钟氏、紫金钟氏等，皆尊钟烈为共祖，以颍川为发祥地，堂号多称“颍川堂”。钟烈与钟接分别所创的颍川钟氏在后世也曾尝试合谱，因缺乏可靠世系衔接，遂在族谱系统中明确区分颍川钟氏“烈系”或“接系”，以作略微的区分。

由于族人迁徙遍布各地，颍川钟氏也形成了众多支派，各支派都制定了相应的字辈，比如广东、福建、台湾的通派字辈为“士人立志，孝友宜先，克敦大本，厚德永传”等；四川地区有“元能毓奇寿，荣钟正兴发。芳名应远兆，福大万年有”等字辈；湖南地区有“大海生金，国泰连荣，紫受龙应，祖景系廷，时朝明日，本立邦宁”等字辈；江西宁都有“志仲伯叔大，宏金见文明”“启发圣人盛德，奇英道达世荣”等新老字辈；浙江鄞县有“一德贻昭穆，家齐全百福。懿修法圣功，大雅崇儒良”等字辈。

作为古颍川郡的核心区域、颍川钟氏的发祥地，许昌至今依然生活着众多的颍川钟氏后裔，比如长葛市老城镇田庄村，这里相传为钟繇的故里，也是钟氏后人主要聚居地之一。此外，许昌及周边至今依然还保留有与颍川钟氏有关的一些历史遗迹：位于长葛市长兴路街道孟庄村的钟繇墓，是钟繇及其子钟会的纪念墓区，也是传承至今颍川钟氏后裔寻根谒祖的核心；位于长葛市老城镇和平街村南还有钟繇洗砚池，相传为钟繇研习书法后清洗砚台的水池，是“勤勉苦练”的文化象征，洗砚池旁有《重修洗砚池碑记》；原属许昌专区的临颍县繁城镇，有“受禅碑”，为钟繇镌刻，见证汉魏禅代，书法、文采、镌刻并称“三绝”。

颍川钟氏家族能绵延兴盛，有其独到的生存大智慧，大致有三：

一是把握时局，风险管控。颍川钟氏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家族奠基人钟皓在东汉政治动荡时期，急流勇退，避而不休，选择隐居讲学而非追求高官厚禄，教授门徒千余人，赢得了“至德可师”的崇高声誉；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中，钟皓之子钟迪、钟敷选择不仕以避祸，暂时退隐保全了家族；时机到来，则投身大势，朝堂立身。这种审时度势的智慧还体现在风险管控上，比如钟毓很早就看出弟弟钟会权欲过盛，私下向司马昭提出警告，得以在钟会谋反失败后，司马昭因钟毓的预警和钟繇之功绩，未对钟氏家族赶尽杀绝。这种不把家族命运系于一人之身的风险分散意识，多次让家族化险为夷。

二是德法兼治，学问立身。钟氏家族世代传承法学专长。自西汉钟元官至尚书令领廷尉，以精通律法、断案公正著称以来，家族便确立了“世善刑律”的家学传统。这种德法兼修的家风，使得钟氏成员在出仕时既能以德行赢得尊重，又能以律法专长处理实际政务，成为兼具道德威望与实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德法兼治”的家风内核是稳定不变的“根”，而其政治策略、文化转型和地理迁徙则是随时代调整的“枝”。这种既有定力又不乏灵活性的生存智慧，对于现代组织乃至个人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从钟繇作为“楷书鼻祖”，到南朝梁钟嵘写出文学批评专著《诗品》，再到唐代钟绍京的书法成就，钟氏家族不断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新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维持了家族地位。

三是开放包容，乱世求存。钟皓在离任颍川郡功曹时，举荐寒门出身的陈寔接替自己，助力颍川陈氏的崛起，成为士人“举贤荐能”的典范，而这种相互提携的联盟策略，极大地增强了家族的社会根基和抗风险能力；持续的迁徙和开拓，使得家族不再依赖于某一特定地域的基业，而是通过“枝繁江南，叶茂华夏”的分布策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文化世家。即使中原故地遭遇战乱，散布各地的分支仍能各自繁衍，保持家族血脉与文化的延续。

现在，“颍川钟氏”已经由宗族组织向文化图腾演化；“天下钟氏宗归颍川”已经成为钟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共识，全国各地包括海外的钟氏后裔，多以“颍川堂”作为身份标识，这既是钟氏宗祠的堂号，也是全球钟姓华人认祖归宗的文化符号、血脉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