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九月的南京大雨初歇，附三号法庭外黑压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铁门打开，押解车驶进，戴着镣铐的周佛海踉跄下车——昔日汪伪政权中呼风唤雨的副“行政院长”，如今面对的是军事法庭。就在旁听席角落，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垂着眼站着，他是周佛海的长子周幼海。父亲的汉奸罪行像沉石压在胸口，让他呼吸都觉得艰难。
这年冬天，周幼海从南京悄悄去了上海。他带着几封保密介绍信，住进法租界一栋老公寓，每天出入都戴一顶宽檐帽，怕碰见旧日同学。没人知道，这个表面消沉的“汉奸之子”正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晚上写的是给延安的情报。上海阴霾的天色下，淞沪之间炮声不绝，可他心里第一次亮堂——终于找到了自己认定的方向。
苏北解放区的生活如同给他换了血。参加训练、编译日文电报、开仓放粮，他干得起劲。组织发现他的日语、英语过硬，又熟知汪伪高层，决定让他再回上海策反敌军。这是一次险棋，他点头答应：“能多救一个人，就不算白在这世上走一遭。”干部拍了拍他肩膀，没多说话。
次年春，周幼海在一家茶楼二层包间见到了施丹苹。她刚唱完《天涯歌女》，羽衣未脱就来递情报，眼神清亮得很。从那天起，这位歌女成了他最可靠的搭档，也是日后共度风雨的伴侣。两人出入灯红酒绿，表面是谈情说爱，暗里却交换着情报、黄金和短枪。解放事业缺钱少枪，他们就想方设法往解放区输送，一趟趟跑，常常午夜才归。
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国统区烽烟四起。南京监狱里，六十三岁的周佛海高烧不退，肺结核已到末期。18日深夜，杨淑慧匆匆赶到牢外获准探视，病榻上的周佛海气若游丝。两口子对坐了一夜，天亮时他咽了最后一口气，无声无息。消息传到上海，周幼海愣住，一连几分钟没说话。施丹苹握住他的手，他低声道：“该了结的，怕是要了结。”这是他和妻子在这段风暴中的唯一一次“撒娇”，却也是决绝。
灵堂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一处旧宅。白绫飘动中，眼见人来人往，多是当年汪伪旧部或打探风声的探子。杨淑慧披麻守灵，却被泪水和悔恨折磨得说不出话。就在这压抑的夜里，周幼海压低嗓子对母亲说：“不拖了，就在这里办吧。我们忙着办事，哪有心思择日子？”杨淑慧愕然，“你是说——”他点点头：“灵前成婚，了此一桩心事，也算向父亲表态：路不同，儿自有路。”这段只言片语，胜过千言。
二月二十九日上午，院子里摆上几张八仙桌，左右挂着白灯笼。哭声未歇，鞭炮声突兀响起。周幼海身着黑呢西装，施丹苹一袭素白旗袍，两人对着棺木行三跪九叩礼。旁人看得又惊又疑：汉奸灵前办喜事，这是哪门子道理？谁知拜毕，新郎翻出一份入党誓词，低声朗读，誓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这个细节后来只在极小范围流传，却足够让知情者动容。
灵堂婚礼第二天，夫妻俩便分头上路。施丹苹带着一包钻戒和金条去苏州，周幼海潜往南京外围，对几名旧部做最后工作。解放军攻城前夕，九千多名起义官兵放下武器，极大削弱了国民党防线。周幼海的策反名单就摆在粟裕司令员案头，粗粝的铅笔字写着：某某师，已联络；某团长，可争取。人命就这么被保下来。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转入公开身份，调入市公安局。懂外文、熟悉情报系统，他对付暗藏的特务得心应手。据档案记载，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他参与侦破的三十余起间谍案中，有七名日本间谍被捕；审讯笔录里夹着他写的日文对照笔记，脚注密密麻麻。
然而风云无常。一九五五年，一张牵连材料让他从办公室被带走，随后十八年的铁窗生涯漫长地展开。传言四起，有人说他“余孽未清”，有人说“家世有问题”，真相如同潮水，来回冲刷也看不见底。狱中三次中风，右手再也握不稳筷子，他便学着左手写字，练得一手娟秀的小楷，在墙上抄《共产党宣言》打发时间。
七十年代中期，关押所大门终于为他打开。步出高墙，只剩寥寥薄被和一摞书。上海街头霓虹灿烂，他却连回家的路都走得踉跄。老母亲杨淑慧已卧病在床，儿子服侍一阵，母亲却终因旧伤并发症去世；送殡那日，他撑着拐杖站在雨里，什么话也没说。
八三年，组织为他平反，补发两万元抚恤。他拿到钱的第一件事，是去烈士陵园看看那些死去的老战友，捐了一半办了小型纪念碑；剩下的存折，这位六十出头的老人只是夹在《资本论》书页里，说：“留一点，将来还能做点事。”
两年后，病痛终于夺走了他那副早已透支的身子。医院病房里，他嘱咐家人把骨灰送进上海龙华陵园，并且小声喃喃：“这辈子值了，只是不曾给你们好日子过。”说完陷入长眠，终年六十三岁。
当年那个被同学讥为“小汉奸”的少年，用半生洗净了背上的灰，被时代磨得遍体鳞伤，却也在暗夜里做过最眩目的火焰。周佛海的罪恶，自有历史评判；周幼海的一生，则是另一种答案——仇恨可以割裂血缘，理想同样能重铸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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