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一个雾气还未散尽的清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值班室里，年仅三十六岁的郭德贤在调试话筒。没有人想到，眼前这位神情专注的女编辑，正是十年前震动山城的“渣滓洞案”幸存者，也是叛徒蒲华辅的妻子。在那一袭素色工作服下，掩藏着刀割火烙都没能摧毁的意志。
她出生于1924年，家在云阳，父亲是小有名气的粮商。衣食无忧的童年被1937年的防空警报打破。十三岁的她第一次听到日本轰炸重庆的爆炸声，惊惧之后，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学校墙报贴着的新闻，写着“平型关捷报”、也写着“南京沦陷”，每个黑体字都像在心口烙下印记。
有意思的是，那段时间她最爱做的事不是游戏而是“蹭书”。哥哥书桌里珍藏《新青年》和《摩罗诗力说》，夜半时分她总借着煤油灯读到眼花。听哥哥压低嗓音说革命道理，她的世界忽然宽阔，“不能只顾自己”成了暗暗生根的信条。
1939年秋，十五岁的她在山雨夜色中，随哥哥翻山越岭去见一位代号“老孟”的地下党员。那晚，篝火旁的誓词短暂而庄重，一枚党徽落在她掌心，直到日后被搜身抢走，也没能把信念抽掉。此后，她从学生变成了革命青工，替游击队筹粮，替难童募捐，粉笔灰藏信，头巾作暗号，手脚笨拙却从不推辞。
抗战胜利后，国共力量重新洗牌。1944年冬，在万县的郊外竹林，她与时任地下县委书记的蒲华辅第一次接头。对暗号时，他的怀表反光，她的回答干脆利落；两人相视而笑，那笑里带着硝烟也带着希望。进步青年相恋速度很快，1945年初雪飘落之际，他们借一间印刷传单的小屋办了婚礼，桌上只有一对搪瓷缸，却觉得是满席华灯。
遗憾的是，婚后不久，局势骤变。国民党加强“围剿”，重庆地下组织人手紧缺，郭德贤除教书外还负责油印、联络、掩护。夜深时，她把油印机塞进衣柜底层，把密电码缝进儿子的棉衣袖口。那几年，所有母亲本能的温柔都被迫与警惕捆在一起。
1948年春，郭德贤发现丈夫的眼神开始游离。组织通知他尽快转移到川东农村，他却找借口拖延。几次深夜，她看见蒲华辅独坐窗前，不知在跟谁低声细语。她隐隐不安，却来不及求证，十月初他突然失踪。当天夜里特务破门，她把机密文件点燃扔进火盆，火光映在脸上，汗水和泪水分不清。
“文件呢？”特务揪着她衣领厉声质问。她只答一句：“听不懂。”随后连同孩子被押往渣滓洞。潮湿的牢房里，铁门一关就是半年。江竹筠就关在隔壁，两人借放风时传纸条互相鼓劲；那张方格纸上，只写了六个字：“坚持，重庆快解放。”字迹小而硬，几回审讯下来仍未褪色。
最难熬的是刑讯。特务吊打、针刺、老虎凳不间断，她靠咬破舌尖让自己保持清醒。一次敌人举起棍子威胁抓走孩子，她挡在前面，平静地说：“要打就冲我。”那一瞬间，连行凶的人都怔住。口供始终空白，检查员写下“软硬不吃”五个字，却拿她没办法。
1949年9月末，国共大势已定，军统策划杀绝狱中共产党人。10月1日凌晨，一声巨响震动渣滓洞，看守慌乱，郭德贤抱起孩子冲向后墙。一位负伤女犯跌倒，她转身将其拖起，一路滚下乱石坡，躲进草丛，雨水和血水糊住了视线。当天夜里，解放军进入重庆，渣滓洞幸存者全部获救。
脱险后，组织决定将她安置疗养，她却提出去广播电台。“空白的纸能大声讲话。”这句话打动领导。1950年初，她调入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从最基础的播音审稿做起，每天天不亮进值班室，夜里数次核对新闻，生怕漏掉一句假消息。有人提醒她“叛徒家属”身份敏感，她淡淡回答：“历史自己会说话。”
进入七十年代，郭德贤已是副台长，仍坚持亲审与革命烈士有关的专题稿。搬运磁带时扭伤了腰，她拄着拐杖咬牙上楼，年轻同事劝她休息，她摆摆手：“疼得动不了，再说。”言语平静，没有半句豪言，却比演讲更有力量。
退休后，她主动当起义务讲解员。渣滓洞旧址里，她指着墙壁上弹痕告诉孩子们，“这不是故事，是当天的气味。”声音已有颤抖，但说到江姐，总会停顿几秒，再重复一句：“29岁，很年轻。”听者默然，无需更多形容。
清明节前后，她让孙辈推轮椅去歌乐山烈士陵园，一座碑一座碑擦，手背布满青筋。有人在旁私语：“她那个丈夫可是叛徒。”孩子们愤愤，她却示意安静。碑面清亮后，她低声念烈士名字，对风说一句：“同志，任务完成了。”
2022年夏末，她在睡梦中离世，享年九十八岁。临终前三小时，清醒片刻，把儿孙叫到床边，嘱托短短一句：“都好好做人。”这句话平实，却胜过长篇告诫。她用一生回答了一个问题：叛徒的妻子能否赢得敬重？答案写在她做过的每一件事里——在监牢拒绝妥协，在硝烟中救人，在话筒前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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