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秋的一场秋雨刚歇，韶山冲关公桥私塾里传来“啪”的一声戒尺脆响，教书先生毛咏生甩袖而去，门口留下半句话：“这娃书是会读，就是太难管。”不久前，他已经是第三位把毛泽东“退货”的塾师。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一个乳名叫“石三伢子”的孩子，竟让三位先生先后认输，这在乡间还是头一遭。
时间拨回到1901年，毛泽东8岁。那年，清政府正为《辛丑条约》赔款伤神，湖南山区却依旧日升月落。父亲毛顺生把一两碎银装进纸包，牵着儿子走进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照例先行“开笔礼”，灵牌前摆着“天地君亲师”五字，学生需逐一叩拜。毛泽东看了看最中间那块木牌，把手里香烛放下，抬头问：“先生，’君’是谁？”一句疑问打断了堂上肃静，邹春培面色煞白，忙跪向灵牌低声念叨：“小童无知，罪不在心。”
质疑并未止步。三天后讲《千字文》，邹春培读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顺手举起戒尺示范忠孝含义。毛泽东翻着《康熙字典》，小声嘟囔：“既然四海皆王土，洋人怎么还能打进天津口？”声音虽低，却被全班听了个正着。先生脸上挂不住，罚抄十遍。谁料次日毛泽东交上去的不是抄本，而是一首自拟七律，全篇只有一句重复——“何为王土？”邹春培气急，装病两日，回校后一纸辞呈。
教训尚未结束。父亲把他转进关公桥私塾，专挑“打戒尺凶”的毛咏生，希望镇得住。头一月倒也平静，第32日风波再起。毛咏生外出办事，课堂无人监管，毛泽东带着一群同窗跳进南岸水塘游泳，回来浑身泥点。先生归来大怒：“谁主使？”毛泽东起身答：“学生。”毛咏生摆擂对子，“世上万般皆下品”刚出口，毛泽东不假思索接“惟有读书高”，接着“濯足”“修身”连番对出。先生自觉再难给这孩子立威，夜里摸黑去见毛顺生，“我教不了，另请高明。”
自此，韶山冲再难找到肯接手的塾师。毛顺生急出一头汗，母亲文七妹却心疼儿子，总叮嘱：“娃儿但问书里事，先生怪不得。”可家里田土需要人管，续读书的银钱越掏越多，父子矛盾渐显。就在这种窘境里，毛泽东写下了人生第一首儿歌：“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外婆听得乐不可支，却也无奈孩子顽劣得紧。
不得不说，毛泽东的阅读速度超出常人。除了《三字经》《论语》，他偷偷翻《精忠传》《水浒传》，甚至把《康熙字典》当故事书。12岁那年，他对着自家老井写下《咏井》：“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一句“永远养不长”，像一锤子敲醒自己——井口容不下大海。
真正让他彻底决心离开私塾的，是表兄文运昌。1909年春，文运昌穿洋装、打领结带回几瓶白色药片，三言两语便驳倒了“香灰治病”的乡俗，又给毛泽东摊开一张彩色世界地图，指点湖南不过巴掌大小。“洋人一台机器，纺布顶咱一条街；洋枪大炮守长江，我们连铁锁都断了。”毛泽东听得出神，那一夜没睡。第二天，他在堂屋门板上写下决然四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父亲自然不同意，让17岁的儿子重进东山学堂在人情上说不过去，学费更是一大笔。“三伢子，该帮家里收租种田了。”毛顺生拍桌。毛泽东不语，把一面旧镜子推到父亲跟前，只见镜中少年两眼发亮。文运昌掏出十余枚大洋放在桌上：“姑父，银钱我来出，润之若是荒了学业，怪我。”银子叮当响，毛顺生沉默良久，终是点头。
毛泽东背上行李夜里悄悄离家，路过祖坟“虎歇坪”时停了停。他回忆曾祖父的那句传言——“天王出宫，寻找国君”。少年并不信风水，可他信读书能救国。月色淡淡，他回头望了一眼韶山冲灯火，转身大步向长沙方向。
东山学堂的课程与旧塾截然不同：算学、地理、化学、体操，再加一本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像鱼入大江，白天听课，夜晚借油灯读《盛世危言》《日本宪政论》。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大字——“改造中国”。东山学堂的老师发现，这个来自山村的高个子学生连堂测都懒得写，却能把整本《民报》上的新词倒背如流。
回想起8岁那年挑灯写诗、却屡被先生辞退的情景，毛泽东在同窗笔记里留一句玩笑：“先生怕我，并非我难管，是我多问。”几年后，他走进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两袖清风，仍旧满腔好奇。
韶山冲的老私塾终究留不住那颗跳动的心。等到新朝来临，昔日塾师们在报纸上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毛泽东——才恍然明白，当初那连老师都束手无策的顽童，早已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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