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里，有无数仁人志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尝试了很多途径想救中国。
其中有一位了不起的湖南人，可以说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一直在变换自己方向的人，而且最后他找对了！他就是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等，是湖南湘潭人，比他年轻的另一位同乡更加有名。他师从王闿运，是光绪年的举人，先后毕业于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为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参加过公车上书等活动。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复杂性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横跨清末和民国，经历了从君主立宪倡导者的保皇派到中共秘密党员的巨大转变，人生经历堪称“试遍所有救国路线”的传奇！
有一些研究者可能看到他的行动会说这是一个民国投机者，事实上他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救中国，所以他为了让国家富强尝试了很多个途径。他出生在农家，10岁就失去了父亲，所以过继给了伯父。可以说出身还是挺坎坷的，但是他没有被这些生活的挫折打倒。1892年，他中了秀才，1893年他中了举人。在同样这一年他的那位了不起的小老乡出生了。他们在几十年以后将会成为同志。
杨度年轻的时候师从名儒王闿运，他醉心于“帝王之学”。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转向维新思想。这个人其实是当时的非常有名的名士了，他和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民国大师，不是同学就是曾经共事过。
到了1902年，他自费到日本去留学了。那个年代因为日本先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国家开始变得富强，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多仁人志士，确实准备用留日这条路来看看中国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和他同时期的秋瑾、鲁迅和陈天华等人都是到日本去学习的。杨度到了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他的同学行列当中有黄兴。1904年转入法政大学研究西方宪政。
这个时候他的思想是拥护君主立宪体制的，所以开始倡导这件事。他后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参与修律工作。清政府一直在搞一个叫预备立宪的活动，但事实上，还是把大权抓在封建贵族手里。所以是属于那种骗人民玩的。辛亥革命后，杨度认定袁世凯是能救中国的“非常之人”，成为袁的幕僚。1915年，撰写《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势，随后组织“筹安会”（当了理事长），与孙毓筠、胡瑛等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洪宪帝制失败后，他被列为“帝制祸首”通缉，因为袁世凯也开始烦他了，他就避居天津、青岛租界，转向佛学研究。当时他在政治上一直在碰一鼻子的灰，所以鼻子都快撞扁了，所以有点儿失望了。就是属于在家里头看点书，做点学问，研究点佛法，似乎就变成没事儿干的人了。
但是他肯定不会就这么待着，这可能只是蛰伏的一个阶段。到了1922年，他和孙中山进行会晤。之后他感觉到君主立宪是肯定不可能了，因为那一帮君主已经滚蛋了。他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开始转向民主革命。到1927年李大钊同志牺牲之后，杨度又认清了北洋军阀反动的本性，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思想。在李大钊同志牺牲之前，他还是努力进行营救过的。到了1929年秋天，经过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根据一些资料说，发展他的人很可能是陈赓同志。他加入我党之后，他就用杜月笙的私人顾问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是和组织上单线联系的。
他这一生始终围绕着救国这个核心主题。他的早期救国理念就是对君主专制的反思，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制度的腐败，然后君主立宪就能好一点，认为这样既能够保留传统，又能实现富强，算是最佳路径了。所以刚才说过1905年。他为清政府宪政考察团起草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等文件，这个是预备立宪的核心文献。后来在1908年，他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这个职务就是负责制定宪法草案的。他主张开设民选议院、限制君权和努力推动清政府向君主立宪体制转型。当然大家都知道结果，就是那个腐朽的清政府根本就是演戏给人民看，没人耐心看他们把这艘破船再转回来了。1907年，他组织一些宪政团体，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在媒体上宣传君主立宪。和笔者讲过的梁启超的《 》☜还有同盟会的《民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然后这一年他们还组织了政俗调查会，后来改名叫做宪政公会。他们的目标叫做设立民选议院，联络了一些湖南的士绅，上书朝廷请开国会。这也开创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但是积重难返，这种温和的改良方式是行不通的。
所以到了民国之后，袁世凯又开始窃取革命果实，他要复辟称帝。但是他对杨度是有所谓知遇之恩的，所以这个时候杨度就被他给迷惑了。
杨度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抱有幻想，认为袁世凯是“能实现君主立宪”的理想人选。1915年，他撰写《君宪救国论》，提出“中国若不废共和、立君主，终将亡国”，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理论依据”。随后组织“筹安会”，通过“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形式，制造“全民拥戴”的假象，推动洪宪帝制出台。
洪宪称帝可以说是一个沐猴而冠的闹剧。袁世凯的帝制梦仅持续83天便化为泡影，病逝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被列为“帝制祸首”通缉，昔日好友梁启超痛斥，说他为“下贱无耻的嬖人”，湖南老家骂其为“汉奸”。
他在《挽袁世凯联》中自辩说“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但他内心的痛苦与迷茫已达顶点……也可能他一直在碰壁，确实感觉太难过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内外交困，有的人活一辈子腰都没直起来过。
所以1922年，杨度会晤孙中山，坦诚“君主立宪已失败，今后只有依靠群众革命”，开始转向民主革命。1925年，通过孙中山结识李大钊，受其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全力营救过。1927年4月，杨度得知张作霖将搜捕东交民巷俄国兵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藏身之处），立即通知章士钊转告李大钊转移，但未被重视。4月6日李大钊被捕后，杨度不顾个人安危，面见张作霖，要求将李大钊移交地方法院审理（就是避免军法速决），并卖掉北京“悦庐”公馆，得4500大洋用于营救。最终李大钊等20人被绞死了，杨度悲痛欲绝。他说“李大钊是真正的勇士”……所以这也是他走向真正信仰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入党之后他将母亲送回长沙，以杜月笙“私人顾问”身份为掩护，周旋于军阀、官僚之间，收集情报。例如，利用与张宗昌的关系，为北伐军提供敌军部署信息，还利用杜月笙的影响力，为上海党中央提供避难场所，比如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身份暴露后，曾在杨度家躲避数十天，就是这样子帮了很多人。
他这一辈子可以说选了9次，最后一次终于选对了，从一个保皇党一直到共产主义，灵魂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他这一生是救国理想不断调整和升华的一生，他信仰转变的核心是对人民力量的认识。
早期他心想只要有明君就好了，所以他愿意君主立宪。最开始以为救国的关键就是找到一个能推动改革的明君，就是找到一个好君主。所以甚至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这样的军事投机者身上。但是这个83天的洪宪帝制，让人看到了，就算是所谓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穿上汉人衣冠，这样的皇帝有什么用呢？性质是不变的，一样是封建的。所以这个时候杨度认识到依靠这种少数人是无法救中国的，于是转向了民主革命，但是又有点儿迷惘。因为他感觉到军阀混战，所以革命难以成功。一直到1927年，李大钊等同志被屠杀，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精神，当时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曾经说“我以前走的路都是错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他在给朋友的信当中曾经写，“共产主义是真理，我愿意用我的余生为它奋斗。”后来即便面对着白色恐怖，他也仍然坚持为党工作，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就感觉到，完全不顾自己年纪大了。就好像怕来不及那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救中国的真理，他要拼命奋斗。
所以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人们说他是帝制祸首，曾经有很多人都骂他，可他更是中共秘密党员，曾经散尽家财，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一直到周恩来同志在1975年病危的时候，还记得这件事，他将杨度的党员身份公之于世。要求写到《辞海》的这个词条里。周恩来同志曾经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仇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毛泽东同志也说“他是自己人”。周恩来同志对他的评价说，杨度是个聪明人，他最后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还有其他学者的评价，说他的一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救国探索的缩影。从帝王之学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与进步。
杨度的一生告诉我们，救国不是选择正确的道路，而是要不断修正错误的道路。也就是说可以尝试，如果发现错了的话，我们就改正。他从君主立宪到共产主义，并不是投机，而是对真理的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能救中国，我愿意做任何事。他这种信仰的力量，其实真的就是红色战士的力量，他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中国近代史的革命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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